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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哲学40年:问题、理论与前景
2019年09月27日 13:53 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作者:任平/吴建厂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China's Development Philosophy for 40 Years:Problems,Theories and Prospects

  作者简介:任平(1956- ),男,江苏高邮人,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专家,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苏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江苏师范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苏州 215006;吴建厂,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在职博士研究生。苏州 215006

  原发信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20191期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道路、中国逻辑与哲学表达之间,始终呈现相互支撑、相互激荡、同步创新的内在关联。当代中国道路就是中国发展道路,是以往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继续;当代中国逻辑就是中国发展逻辑,是以往中国革命逻辑的时代转换。中国发展哲学聚焦和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这一时代主题,并成为其哲学表达和思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40年来的形成和发展无不凝聚为中国发展哲学形态。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全球多元复杂的现代性语境中,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为世界一切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现代性的中国方案,正在开创人类新文明道路,中国发展哲学也因此成为揭示中国新现代性和人类新文明道路的中国唯物史观的具体形态。为此,我们必须要研究中国发展哲学的对象主题、理论贡献及其前景。

  关键词:中国发展哲学/中国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逻辑/新现代性

 

  真正的哲学总是“思想中的时代”,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已历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进入新时代。今天,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更需要用哲学全面巡览、梳理和反思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发展全程,揭示其内在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为人类新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在当代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中国发展哲学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哲学表达,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中国唯物史观的具体体现。40年来,中国发展哲学聚焦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逻辑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形成了相互支撑、相互激荡、协同创新的波澜壮阔的共进线,理论创新与伟大实践共同创造了中国发展新时代的辉煌。

  在新时代的时空坐标中深度反思和总结中国发展哲学40年来的经验,正是本文的宗旨。然而,40年来,围绕中国发展哲学发生的诸多疑问依然需要加以梳理和解析;中国发展哲学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成果依然需要盘点和总结;中国发展哲学未来的走向更需要前瞻性地加以考察。有基于此,本文着力阐释三个问题:其一,在问题层面上深度阐明中国发展哲学的主题对象,进一步明确中国发展哲学的学术性质和理论地位;其二,在理论层面上深度总结中国发展哲学40年的理论成果;其三,展望未来中国发展哲学的前景。

  一、中国发展哲学40年:问题谱系

  问题是哲学之端。如果说,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中首次明确提出“哲学?发展?它们是怎样联系的?”[1](P1)追问和解答成为世界发展哲学理论自觉的标志,那么,中国发展哲学却与中国改革开放探索发展道路、发展逻辑同步,从邓小平提出“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问题研究开始,经已故哲学家李秀林教授在上个世纪初对“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再到全国学者的精心耕耘,出版大量的著述,终于形成了中国发展哲学的学术、学科领域,基本形成了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获得了长足进展。然而,至今关于这一学术、学科领域的一些基本问题仍在不断争论和探索之中。问题争论引导我们去不断深入地反思和理解中国发展哲学的本质性向度。其中,首要问题就是依然在追问:作为中国发展哲学研究的对象和主题,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究竟是什么?

  其一,关于中国发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主题。

  研究对象和主题的明确是一门学科建立的基本前提和主要标志。40年来,中国发展哲学由初创到走向逐步成熟,其中最基本问题之一就是萦绕着关于研究对象和主题的争论。40年来,跟踪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实践脚步,在研究对象上,中国发展哲学曾渐次提出“中国现代化的哲学”、“中国发展实践”、“发展观”、“发展问题”,等等,对研究对象和主题的界定由模糊而清晰,由浅而入深,由表象结构而进入本质向度,逐次深化,终于定格于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这一研究对象上。理解中国发展哲学研究对象之在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必须在四重坐标的比对和区别当中加以界定或加以澄明:第一,中国发展逻辑必然区别于资本现代性的发展道路。中国发展道路是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根本差别,在于它是由共产党领导、走共同富裕道路,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中心的现代性道路,而西方现代性道路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必然导致人与人的根本的社会冲突和全面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以及全球分裂,因而是不可持续的,终究要在历史舞台上退场。第二,不同于苏联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十月革命在开创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同时,就开辟了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打破了西方原初的资本现代性模式的一统天下格局。但是,这一道路仅限于发展现代性的物质力量,而不注重相应变革、发展和完善社会关系,因而在世界急剧发生的后现代和新科技革命巨大变化面前,陷入了体制性僵化,碰壁后在改革中又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导致解体。而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和使命,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第三,也与鸦片战争以来晚清、民国时代的现代性发展道路严格区分开来。现代性的中国历史反复表明,无论是照抄照搬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搞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的贵族改良,还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及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国仁人志士的探索,领导阶级本身的局限性以及对现代性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理解上的根本谬误,必然导致失败的结局,而只有走现代性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四,中国发展逻辑也区别于新民主主义时代的中国革命逻辑。两者虽然都是现代性的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的组成部分,但属于前后接续、相互衔接然而性质有别的两个时代。总体来看,作为中国发展哲学的对象主题,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发展道路、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也不同于大清朝和民国时期的现代性探索发展道路,不同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

  其二,关于中国发展哲学的理论性质与逻辑地位。

  中国发展哲学作为理论自身,其本真性何在?最流行的观点即指认中国发展哲学仅仅是一种部门哲学,与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等并列,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众多分支部门哲学家族中的普通一员。改革开放的思想史表明:最初的发展哲学确实是作为部门哲学的形态出场并现身的,而且在40年间似乎在这一点上变成了某种“常识”。部分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依然被禁锢在苏联教科书教条地阐释的樊笼之中,学界希望通过部门哲学的开辟而最终指向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与时俱进。“微观—宏观”或“部门—整体”的递进式改革逻辑表明发展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变革的先导,肩负着探路的时代使命。但是,站在40年后的今天以回溯法“从后思索”,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发展哲学的本性和使命远不是部门哲学、方面哲学或领域哲学所能涵盖的,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场形态。根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正是从实践观上发动了哲学革命,以改变世界为己任,实践主题、哲学指向的“主战场”决定了它出场的哲学内容和哲学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正是在这一原则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对的实践主题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因而中国道路和中国逻辑的主旨内容也是随之而发生相应变化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实践主旨是探索即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革命逻辑”、中国革命道路和规律。今天,发展成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要方式,发展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实践主题的时代,以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逻辑为主题的发展哲学,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主旨逻辑和时代的主要出场形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P11)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时代,内在呼唤唯物史观的最新哲学表达,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主要战场。从广义上来讲,同当年中国唯物史观就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逻辑一样,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就是唯物史观的当代中国形态。因此,中国逻辑就是发展逻辑,对于这个逻辑的把握就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无不表现为中国发展哲学。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从邓小平探索“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发展是硬道理”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聚焦当代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因而无不表现为一种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就不再仅仅是部门哲学,而是导向实践主题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先导和基础形态,是哲学思考通向我们最主要实践战场的一个出场逻辑,一个出场形态。

  其三,中国发展哲学的学术表达及其理论特质。

  中国发展哲学作为研究和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中国发展逻辑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展实践、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中国发展目标与发展的人文关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最新哲学逻辑表达和理性批判。对这一哲学知识的成长规划和真理性解读,我们不仅需要辩护—规范的逻辑,更要有发现的逻辑(出场学)分析。那么,这一哲学的理论建构自身的出场逻辑又是怎样的呢?在反身指代的意义上究竟是什么呢?

  40年来,中国发展哲学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出场逻辑,更形成了多元化的研究视域。

  从理论出场路径来看,李秀林教授《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3]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矢攻中国发展实践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现代性视域成为透视中国发展特别是现代化逻辑的主要思维工具。正如李秀林教授在该著作“导论”中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本质上是社会现代化潮流的精神产物和反映。对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探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代化的哲学反思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以理性的笔触勾画和建构哲学思维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化。”[3](P1)此外,罗荣渠教授《现代化新论》[4]以比较现代化理论方式的阐释,刘森林教授《发展哲学引论》以及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等为代表的反思的问题式探索,庞元正、丰子义、邱耕田、李燕等从构建发展哲学原理角度,以“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来图解中国发展哲学,等等。都在以多元方式切入发展哲学领域,构成形态纷呈、风格各异的中国发展哲学。然而,它们都有共同的出场逻辑:都发生于中国发展实践,然后由实践而经验,由经验而科学,由科学而哲学。发展的观念表象无不起源于实践。40年中国发展哲学出场史表明:任何发展哲学都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发展观念,其根源厚植于发展实践之中。发展实践是发展哲学最深刻、最现实和最终结的客观基础。任何中国发展哲学作为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哲学表达,其出场逻辑都必然是从发展实践开创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然后向观念转化升华的过程。“中国发展实践”是中国发展哲学的原点。“中国经验”是发展实践的直接表象,具有极其可贵的鲜活内容和丰富的具体性。但是,经验本身只是发展的表象和本质、外部与内部、必然和偶然的联系的表象混合体,而要深度认知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还要穿透经验的表象进展到更深层次,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因而发展科学应运而生。伴随着发展研究把握分门别类领域的特殊本质和规律的需要,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文化学等等脱颖而出,但是由于其分门别类性而表现为“片面”,因为穿透了表象进展到发展领域的特殊本质而“深刻”,因而是“片面的深刻”或“深刻的片面”。要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逻辑的本质向度,就必然要求从发展科学向发展哲学攀升。对于发展哲学本身的学术理解,概括起来大体有四种:其一,认为发展哲学是发展观的理论体系。该理解经历了发展经验到发展科学再到发展哲学的三个阶段,着眼于发展哲学的完整体系的建构因而更像“密纳发的猫头鹰”,但相对忽略对问题的反思。其二,反思批判式,类似“啄木鸟”,专门针对发展中的滥觞,往往以单一问题为突破口进行批判性分析和解答,有使人警醒、振聋发聩之功效,但缺乏总的发展观视域。其三,人文叙事或价值批判式。该理解聚焦于对发展目标的人文价值关怀,强调“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和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的发展价值,而忽视了对发展问题和发展体系的本身理解。其四,综合性理解,既要对发展科学进行前提批判,又要进行发展的方法论辩护和批判,还要对发展之谜的解答进行结果的包括人文价值关怀的诸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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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任平/吴建厂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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