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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恩格斯问题”
2020年03月18日 01:15 来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作者:孙乐强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Engels" Probl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conomy Criticism

  

  作者简介:孙乐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国外马克思主义。

  原发信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019第6辑期 第203-219页

  内容提要:随着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公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也获得了新的发展。如果说以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主要局限于哲学领域,那么,到了当代西方学者这里,这种关系则被延伸到《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哲学原则上是对立的,在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和《资本论》问题上也是对立的。这些研究打着“价值中立”的旗号,以文献考证方法为支撑,力图再现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表面上看似客观,实际上却带有明显的解构主义倾向,是一种脱离思想史研究的文献拜物教。我们必须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工人运动实践的高度,实事求是地看待恩格斯的编辑工作,那种戴着“有色眼镜”或原罪推定的心态,故意制造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做法,在理论上不仅是错误的,在政治上也是完全反动的。

  关 键 词:“恩格斯问题”/《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园版MEGA/文献考证

  标题注释:本文系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20140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方左派对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理论重构与社会批判范式的当代转型研究”(17BZX031)的阶段性成果。

  

  如何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一直都是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在这一主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对立论,广松涉的“恩格斯主导论”以及西方“马克思学”提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分工论和对立论。①随着 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公开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也获得了新的进展。如果说前三种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哲学领域,那么,在 的影响下,当代西方学者则将其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从而制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上的对立或差异。面对这些新的观点,我们如何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在《资本论》及其手稿问题上制造的对立论或差异论,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一、《资本论》的文献学研究:“恩格斯问题”的新进展新形态

  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公开出版,为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的原稿与恩格斯编辑稿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性的文献依据。然而,许多西方学者却由此走向了极端,将原本在哲学领域中的对立进一步拓展到政治经济学领域,重新制造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或差异论的新形态。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论》问题上的彻底对立。通过《资本论》的原初计划、原稿与恩格斯编辑的三卷本《资本论》的对比,海因里希认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三卷书中没有一卷是以马克思本人提供的方式出现的。每一卷(即使是第一卷)都是由恩格斯定型的。这对于第一卷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从其他两卷的结构和内容来看,恩格斯的编辑作用影响很大,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原始手稿中部分‘开放性’的问题被恩格斯终结为最后的结论,同时对此又没有给读者一个清楚的说明。”②三卷本的《资本论》定稿是以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为基础编辑而成的,在这期间,马克思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而恩格斯在编辑时恰恰忽视了这种变化。也是在此基础上,海因里希指出:“可以说《资本论》不仅是一部没有完成的著作,而且已经出版的这三卷也不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特别是第三卷在理论水平上落后于修改后的第一卷以及第二卷的最后手稿。”③三卷本《资本论》都是经过恩格斯编辑定稿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通行版”是按照恩格斯最后编定的德文第四版刊印的,第二、三卷更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遗稿的基础上整理编辑的。这些编辑已经改变了马克思思想的原意,使《资本论》成为经恩格斯中介过的“马克思思想”。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马克思撰写的三卷本《资本论》并不真正存在”④。结果,原本作为有机整体的《资本论》被彻底解构了。在 的影响下,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呈现出了一种全新形态。

  其次,政治经济学批判起点和方法论上的对立。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资本论》开端的不同理解。众所周知,《资本论》第一卷是从“商品”章开始的,但这里的“商品”究竟是“简单商品生产”还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完全对立的。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⑤为了更为准确地说明这一问题,恩格斯在第三卷末尾作了一个“增补”(即《恩格斯〈资本论〉第三卷增补》)。对此,巴克豪斯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所探讨的“商品”,绝不是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简单商品生产,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而恩格斯却将其诠释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简单商品生产,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是错误的。⑥同样,罗伯特?芬奇也认为,在这点上,恩格斯与马克思是完全不一致的,“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而言,认为他们的思想保持整体一致性的看法是不能接受的。简单商品生产不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探讨对象,书中既没有描述简单商品生产流通的历史进程,也没有把它看作是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学体系。此外,书中也没有涉及以往的概念的或经验的商品交换;在最后,简单商品流通被证明是不存在的,而是被过程中发生的现象形式所超越:商品生产表达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⑦(2)《资本论》第一卷与恩格斯编辑的第三卷之间的矛盾。《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以后,庞巴维克指出,《资本论》第一卷探讨的是肉眼看不见的价值问题,而第三卷研究的则是经验现象领域中的价格问题,二者之间存在不可协调的矛盾。这一问题也就是后来经济学界争论的价值向价格的转向问题。如果说庞巴维克只是就第一卷与第三卷的关系而言的,那么,当代西方学者则把这一问题进一步转化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巴克豪斯指出,恩格斯将《资本论》第一卷的“商品”理解为简单商品生产,这与马克思的原意是完全相反的。当恩格斯从这一思路来编辑和增补《资本论》第三卷时,恰恰加剧了这一矛盾:“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简单流通理论:在《资本论》第一部分所描述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流通是根据它们价值的大小,而在彻底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关心的不是价值,而是生产价格。在这方面,恩格斯发展了这个观点,即《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之间存在自相矛盾的说法。……恩格斯把《资本论》第一部分看作前资本主义社会,这样就带来了价值和价格相互关系上的理解的困难。”⑧(3)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理解上的对立。海因里希指出,由于恩格斯是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来理解价值和价值规律的,这就忽视了价值规律显现出来的社会条件,即普遍化的货币交换,没有后者作为前提,人们就无法认识价值规律,更不可能揭示价值的本质。由于恩格斯忽视了这一点,直接从简单商品交换来理解价值,结果,就把原本作为一种关系性存在的价值理解为任何单个商品所固有的“实体”属性了,完全陷入李嘉图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的窠臼之中。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则是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出发来理解价值问题的,这样就能清晰认识价值的本质,即一种幽灵般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它“只能在商品与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⑨。海因里希进一步指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确也使用了“价值实体”(Substanz)概念,但这里的“实体”与近代形而上学理解的“实体”存在本质差异。马克思说:“价值的‘原因’是价值的实体(Substanz),因而也是内在的价值尺度。”⑩马克思的“实体”范畴是在原因和依据的意义上使用的,既不是近代形而上学所宣扬的永恒不变的“实体”范畴,也不是李嘉图所理解的单个商品固有的实体属性,而是一种关系性存在。也是基于此,海因里希得出结论说,在马克思那里,“价值不仅是社会实体的表示,同时也是实体的反映,这种实体不可能单个的(孤立的)存在,也不是单个产品决定的……这种价值问题上的非实体论者的理论(在价值形式的分析中是作为价值的货币理论来表现的,就一种普遍价值——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言,只有在价值——货币——存在具有独立形式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否认实体论者的看法”。(11)总之,海因里希认为,恩格斯从简单商品生产出发,走向了价值实体论,将其理解为单个商品固有的实体,这是一种不需要货币理论的价值理论,是一种李嘉图主义式的形而上学的价值理论;而马克思则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出发,走向了价值关系论,这是一种非实体性的价值理论。这种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对立,构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价值问题上的根本对立。(4)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上的对立。当代西方学者认为,《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所展现出来的“图景”,既不是单纯的历史,也不是纯粹的逻辑史,而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过程,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而恩格斯则错误地“曲解了逻辑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观点,逻辑的理论与简单化是同一类的东西,而且是真实历史过程的程式化。马克思的看法则被这样的理解所顶替:范畴的逻辑联系的阐述必然考虑到对它们的历史认识和它们的历史意图”(12)。“恩格斯没有完全理解马克思阐明的辩证法方面的含义。”(13)他始终带有经验主义的倾向,力图从经验事实或现实具体来理解或编撰《资本论》,这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或历史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精髓要义完全相悖的。

  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的新形态。(1)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解。当代西方学者指出,在恩格斯的视域中,所谓必然王国是指人受盲目力量统治的王国,一旦人们认识了客观规律,并使这种规律为共同生产服务,人类也就现实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14)这与马克思对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理解存在重要差异。他们指出,恩格斯所理解的自由王国,实际上只不过是马克思所说的必然王国中所达到的最大自由的那个阶段:在这里,劳动虽然是以共同的自主活动形式出现的,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自然必然性的限制,转化为目的本身,仍是一种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手段性活动,在本质上仍属于必然王国,根本不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这些学者指出,恩格斯是根据规律的作用方式来划分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以盲目方式发挥作用的是自然王国,而自觉利用规律的则是自由王国。与此不同,马克思则是根据劳动的作用及其性质来划分的:不论规律以何种方式发挥作用,只要劳动还是手段性活动,就统统属于自然王国;只有当劳动从双重必然性——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必然性和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自然必然性——中解放出来,由手段上升为目的,成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需要时,自由王国才真正到来。(15)(2)关于危机、信用和一般利润率下降规律的理解。福尔格拉夫(16)、格尔特?罗伊藤等人认为,《资本论》至始至终都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虽然写下了大量手稿,但基本上都是未定型的、开放性的,甚至认为其中的一些材料已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力图以美国为“典型地点”来重新修订《资本论》第一卷,并重写《资本论》第三卷的部分内容。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工作并没有完成。而恩格斯在编辑第三卷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径直把其中一些需要修正或放弃的思想变成了最终定稿,“非常错误地干涉了马克思的本意”。(17)里贾纳?罗斯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恩格斯在编辑危机理论、信用和一般利润率下降部分时,完全改变或夸大了马克思的原意,“恩格斯将马克思所用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这一表达方式改变为具有强烈色彩的‘崩溃’(资本主义生产的崩溃),并且将‘利润率下降这个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生产的快速崩溃’这句话移到这一段的结尾,恩格斯将这句话看作一种‘综合性的思考’……马克思原始手稿整理过程中的另外一个突出之处,是在第五篇关于利息、企业利润、信用等问题的阐述中,因为前面提到的大量摘录都包括在这里。马克思自己不能决定该如何去妥善处理那些分析研究中碰到的部分难题……马克思给后人留下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这就是信用系统的法律管理究竟是受资本发展一般水平的制约?还是受占优势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因素的影响?恩格斯在他重新整理过的版本中,选择了第一种解释。”(18)

  面对这些新的观点,我们如何基于中国立场,系统回应当代西方学者制造的新对立论,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简介

姓名:孙乐强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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