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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融合限度的反思 ——驳近年来西方学界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倾向
2020年03月23日 23:43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汪志坚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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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flection upon the Limits to the Reconciliation of Marx and Rawls

 

  作者简介:汪志坚,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京)2019年第20197期 第29-37页

  内容提要:《正义论》曾长期被西方左翼学者看作是为福利资本主义的辩护之作。进入21世纪,罗尔斯在两部新著中把福利资本主义斥为不正义,并申明他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克服了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批评。西方学界遂出现了一股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潮流。然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罗尔斯的契约论政治理论在人的观念、社会观念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进路等方面都存在重大分歧,这就使得雷曼、亨特和布鲁德尼等人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尝试很难取得成功。

  关 键 词:马克思/罗尔斯/人的观念/社会观念/批评进路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政治哲学谱系中的罗尔斯研究”(编号2018EZX005)的阶段性成果。

  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是平等自由原则;第二个是机会的公平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其中差别原则要求经济的不平等要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第一个原则较第二个原则具有优先性。(cf.Rawls,1971,p.302)据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普特南(Hilary Putnam)回忆:“《正义论》的发表适值美国公共生活正在就福利国家是对是错的重大话题进行讨论之时”。(Putnam,p.189)福利资本主义允许价格和工资主要由市场调节,但与放任资本主义不同的是,它同时要求保障竞争失败者有一个基本的体面生活。罗尔斯在保证自由权利优先的前提下,同时关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这与福利资本主义的以上诉求至少从表面上看存在明显呼应。因而,正如马克思将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看作是在为放任资本主义辩护,西方很多左翼学者也把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最新发展看作是在为福利资本主义辩护,并将《正义论》作为资本主义的最新意识形态加以批评。①

  进入21世纪,罗尔斯的两部新著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他在2001年出版的《重述作为公平的正义》中指出:福利资本主义允许拥有更多财富的人控制政治生活,这就摒弃了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尽管它对机会平等还有些许关切,但实现机会平等所需的相应政策却是缺失的;尽管它所提供的福利可能相当可观,但调节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互惠性原则却没有得到承认。福利资本主义由此就违反了罗尔斯的各项正义原则。(cf.Rawls,2001,pp.137-138)2007年,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史讲义》由其弟子萨缪尔?弗里曼编辑出版,其中第六讲的起始之处就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方面的成就说成是非凡的、真正英雄般的。讲义接着集中探讨了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并申明罗尔斯自己的正义理论吸纳并成功克服了这些批评意见。(cf.Rawls,2007,pp.319-322)虽然同大多数当代西方学者一样,罗尔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不能成功地解释商品价格的形成,但他认为马克思试图用该理论揭示的深层次观点仍有意义;他还尝试站在马克思的立场回应来自分配的边际生产率理论对劳动价值理论的挑战。(ibid.,p.331,346-349)

  罗尔斯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明确拒斥,对其正义理论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承认,以及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同情性理解,使得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和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关系,出现了一股融合二者的潮流,以此为主题的著作大量涌现。②尤其考虑到当前国内建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尝试也多从罗尔斯所设定的框架和议题出发,对西方学界这一融合倾向的反思对我们就更具借鉴意义。本文拟择取近年来构成这一潮流的三本有代表性的著作加以分析和反驳,突出马克思和罗尔斯政治思想的几个重大分歧,初步勾画出融合二者不应逾越的限度。

  一、西方学界近年来融合马克思和罗尔斯的三种尝试

  (一)杰弗里?雷曼(Jeffrey Reiman)的《尽可能地自由和正义:马克思式的自由主义理论》

  雷曼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尽可能地自由和正义》中提出了一种马克思式的自由主义(Marxian liberalism)理论。该理论用“马克思式的”修饰自由主义,是因为理论的目标是由自由主义设定的,马克思的理论描述了实现目标的条件,因而马克思式的自由主义是一种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cf.Reiman,p.23,26)依照自由主义传统,雷曼把自由看作人的唯一自然权利,但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把自由等同于不受限制的财产权,或把不受限制的财产权看作自由的必要条件,雷曼指出财产与人的自由的关系是暧昧不明的:一方面,正如传统自由主义所主张的,自由确实以一定的财产权为前提;但另一方面,私有财产权会形成某种结构性强制(structural coercion)。(ibid.,pp.111-112)

  雷曼认为,财产权所带来的结构性强制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描述所揭示出来的。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拥有,工人阶级仅仅拥有自己的劳动力。为了生存,工人阶级不得不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以换取工资购买生活必需品。劳动力在使用过程中,除了补偿资本家所预付的工资外,还要创造出额外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毫无补偿地攫取。在雷曼看来,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之所以能够达成这种雇佣契约,是因为生产资料的私有权利对工人形成了某种结构性强制。

  由于财产权对自由既促进又阻碍的双重作用,所实行的财产权就应该能够得到人们的普遍同意,雷曼在此引入罗尔斯的“原初状态”来确定人们会对财产权施加何种限制。他认为人们会选择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作为财产分配原则:差别原则常常被指责为在利益分配时没有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保持中立;雷曼则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来阐释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认为差别原则并没有在经济利益分配上偏向最少受惠者,而是在深层次上要求人们在交换劳动时的互惠性。(ibid.,pp.131-133)罗尔斯认为财产所有的民主(property-owning democracy)和自由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这两种制度都可以实现他的正义原则;(cf.Rawls,2001,p.138)雷曼进一步把财产所有的民主阐释为一种生产资料被人们分散拥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并认为在现阶段人性还需要经济激励才愿意发挥更多才能的情况下,“财产所有的民主”是能够最大程度减小社会压制、最大限度实现人的自由的制度。(cf.Reiman,pp.201-202)

  (二)伊恩?亨特(Ian Hunt)的《自由社会主义:一种基于罗尔斯和马克思的替代性社会理想》

  亨特于2015年出版的《自由社会主义》表达了对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不满,并试图从马克思和罗尔斯那里寻找资源,以建构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理想方案。(cf.Hunt,pp.1-2)新自由主义在政治上通常与里根和撒切尔的经济政策联系在一起,要求政府引进和加强在各种商品和服务生产领域的市场关系,以实现最大效率。新自由主义在学理上通常与哈耶克和诺齐克的政治理论紧密相关,主张为实现自由这一最重要的社会价值,把国家功能缩减至“守夜人式”政府。新自由主义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逐渐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主导地位。

  新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辩护的理由是它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这一社会理想。亨特认为,马克思和罗尔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为我们指出了建构新的社会理想的可能性。在他看来,之所以有必要对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政治思想进行融合,是因为二者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不完备,需要相互支撑。(ibid.,p.7)

  一方面,亨特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剥削不正义的批评需要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为支撑。马克思在其著作的很多地方都提出了一种内在的正义理论:正义观念属于上层建筑,只是对社会生产关系的一种反映,并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说:“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379页)按照内在的正义理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以购买其劳动力,并通过劳动力的使用获得剩余价值就是正义的,因为这种做法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不正义之处,这就是著名的“塔克-伍德命题(Tucker-Wood Thesis)”。(cf.Tucker,pp.37-48;Wood,1972,pp.244-282)然而,马克思又在《资本论》中把剥削比作“盗窃”“抢劫”等。亨特追随科恩(G.A.Cohen)认为,这就暗示了马克思还有一种隐含的正义观,在此之下,资本主义剥削是不正义的。(cf.Cohen,1983,p.443;Hunt,p.60)亨特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可以为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提供基础。

  另一方面,亨特认为罗尔斯对资本主义违反差别原则的指责能够从马克思关于产业后备军的论述中找到支撑。罗尔斯的差别原则要求最大化社会最少受惠者的利益。亨特认为罗尔斯的最少受惠者对应于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军”。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资本的私人拥有者只有在有持续的利润预期的条件下才会增加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而持续利润又以持续的过剩劳动力为前提,因而马克思认为伴随资本主义投资的资本增长会造成很多待业的失业人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715-717页)由此亨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产业后备军作为社会最少受惠者,其境况显然没有得到最大程度的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违反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cf.Hunt,pp.68-71)

  (三)丹尼尔?布鲁德尼(Daniel Brudney)的《罗尔斯与马克思:分配原则与人的观念》

  该书是将芝加哥大学哲学系教授布鲁德尼在复旦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稿整理翻译而成,于201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中,布鲁德尼试图在马克思和罗尔斯之间发展出一种对话。③他认为,隐藏在不同政治哲学理论背后的深层次区别是不同的人的观念。(参见布鲁德尼,第79页)罗尔斯在《正义论》中从契约论的角度论证了他的两个正义原则。该论证假定人们处于原初状态中,人们的社会身份、自然禀赋和善观念等信息被无知之幕所屏蔽;人们彼此冷淡,只关心得到最多的社会基本善;人们在此处境中所选出的正义原则成为调节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罗尔斯在1980年的《道德理论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一文中重新阐释了原初状态的意义,使之所依赖的人的观念凸显出来。新的阐释以一种具有两种道德能力(善观念能力和正义感能力)的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为起点,进而用原初状态这一思想实验,把这种人的观念模拟(model)出来:人们选择与最适于运用和发展两种道德能力的社会基本结构相对应的正义原则,这样,人们所选出的正义原则就与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相适应。(参见布鲁德尼,第74页)

  布鲁德尼试图在青年马克思的著作中发掘出某种人的观念。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等青年时期著作中持有以下人的观念:人类的好生活在于怀着对他人幸福的关切,及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这一特定活动的参与。(同上,第211页)布鲁德尼论证,根据此种人的观念,马克思将接受与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相类似的正义原则。第一,由于只有在自由的条件下,行为主体才能发现他们能够做好、并喜欢参与的活动类型,因而青年马克思会接受罗尔斯的平等自由原则。(同上,第124-125页)第二,对彼此幸福的平等关切将使人们倾向于关注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因而青年马克思即使不认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也会接受某种将优先性赋予最少受惠者的经济分配原则。(同上,第134页)第三,马克思对个体的全面发展极为重视,而与更多的物质产品相比,对个体发展的助益更多地来自做事情、接受不同理念以及同他人共事等自由,因而马克思会赋予自由以优先性。(同上,第142页)

  布鲁德尼在论证了罗尔斯和青年马克思所持有的人的观念都能为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提供某种证成之后,论证了罗尔斯的人的观念要优于青年马克思的人的观念:罗尔斯的自由而平等的人的观念取自自由民主社会的公共政治文化;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他人提供商品、服务等产品的工作对于好生活来说并非是至关重要的,因而马克思所持有的人的观念无法得到人们的共鸣。(同上,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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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汪志坚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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