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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问题的特质 ——日常生活的“三个问题”与哲学的“三个问题”比较
2020年06月28日 16: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胡长栓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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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问到三个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这“三个问题”也经常被幽默化为哲学问题,体现着人们普遍对哲学的“熟知”。哲学家们通常也都会孤独地追问与此类似的“三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那么,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区别?不同于常识与“科学”中的人们,哲学家何以成为哲学家?哲学为什么是哲学?对于大多数人甚至专门从事哲学的人来说,仍然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知而问”与“因知而思”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意味着“求知”在其本质上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要之一,而求知在人类具体的生存中就表现为对各种不同事物的发问,人们不同的发问方式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思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和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代表了人类最基本的两种思维,我们姑且将这两种思维称为“现象思维”和“本质思维”。这里的现象并不是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指人们感觉直观中的经验。

  “现象思维”反映着人类求知活动中对未知事物的求解性发问。这种发问缘于对事物的“不知”,是一种“不知而问”,通常表现为对外在新事物的求解,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中,理论上来讲属于科学的认知范畴,是科学研究的开始。波普尔“科学开始于问题”的认识澄明的就是这种人类思维的意义,在日常生活中,就表现为人们对“不知道”的人和事的求解。“本质思维”反映着人类求知活动中对已知事物的反思性发问。这种发问缘于对事物“所知”的不满足,或者准确地说是不满意,是一种基于怀疑的“因知而思”。它通常表现为对“熟知”的反思,旨在通过对“熟知”的反思,超越“熟知”,达于“熟知”背后的“真知”,在理性思考的范围之内,属于形而上的思维范畴,体现着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哲学研究最基本的方式。如果说现象思维的对象本质上是经验直观中的“事物”,那么本质思维的对象本质上就是理性直观中的“思想”。黑格尔的“熟知非真知”与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都表达着这一重要哲学观念。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与哲学家的“三个问题”,看起来只是“你”与“我”的对象不同,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前者是因为对“你”的不知,而基于实际需要所提出的问题,其中并不包含怀疑和反思的维度,上升到科学的认知层面,则是基于人类求知的本性,针对“不知”事物所提出的问题。后者很明显并不是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而恰恰是基于对“我”的认知,但又不满足、不满意和怀疑这种认知,同样出于人类求知的本性,是在反思的意义上对“真知”的一种追问。因此,哲学家的“三个问题”的准确表述应该是“我到底是谁?”“我到底从哪里来?”“我到底要到哪里去?”从前提和本质上来讲,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是一种“不知而问”,而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是“明知故问”,是一种“因知而思”。

  “问必可知”与“问未可知”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从而在科学认知的认识论范畴中确定了人类求知的可能性意义,消解了不可知论对科学探索合法性的消解,确证了人类求知的前提合理性和实践现实性。在逻辑的世界图景中,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也是可以被呈现的,而且这种认识和呈现在一定条件下是明确的和统一的,所不同的只是已经被认识和尚未被认识的差别。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意味着所有的问题都是有答案且是可以被正确回答的。

  “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维特根斯坦的认识进一步确证了人们长久以来的哲学观念,对于哲学来说,它的世界并不都是逻辑的世界图景,也不都是可以呈现的,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最后,确立了“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的哲学态度,并在之后的十六年保持了哲学沉默。同样,怀疑论的观念也确证了哲学的这一本质,怀疑论认为,人类到底能不能认识世界是不确定的,人类认识的世界到底是不是世界本身是不确定的,谁到底认识了世界也是不确定的。人类的认知就像在黑暗中射箭一样,能不能射中目标、射没射中目标、谁射中了目标等都是无法确定的。当然与维特根斯坦不同,怀疑论不仅把这一观念应用于非逻辑的世界,而且也贯彻到了逻辑的世界当中。由此看来,超越科学认知的范畴,人类认知的世界图景不仅有逻辑的世界,而且还有非逻辑的世界,逻辑的世界是可知的和可呈现可言说的,而非逻辑的世界则是不可知的和不可呈现不可言说的,至少不是明确可知的和有确定性的呈现与言说。这就是为什么与自然科学的提问可以得到明确而确定的回答不同,哲学的提问通常得不到明确的回答,或者准确地说得不到统一的确定的回答,而不确定性也正是哲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魅力所在。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在可认知的范围内,可以得到明确而确定的回答,与自然科学的问题一样,是对可言说事物的呈现,如果不是对回答有疑问,就不会再继续追问,问题也就会变成旧的问题而成为过去,在人类认知中属于“问必可知”的问题,因其能够得到最终的回答而不会成为人类思维的诱惑。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不同,是对不可言说事物的呈现,因此也就得不到明确的确定的回答,或者说得不到确定的统一的回答,人们的回答总是千差万别、各异其是,并且在人类认知的范畴中是得不到最终答案的,属于“问未可知”的问题。所以哲学家的“三个问题”作为人类认知的“斯芬克斯之谜”,就永远在人类思维的途中恒久地诱惑和折磨着人类的思维。

  “问有可证”与“问未可证”

  整个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所确立的近代经验论认为,人的一切知识都来自经验,孔德所确立的现代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开创性流派实证主义强调,实证哲学的一切本质属性都概括在“实证”这个词中。在“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经验、实证、实践等是近代以来人类认知的典型征候,它奠定了现代意义科学的基础。孔德甚至认为这是人类理智进入了成熟阶段。而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关于人类认知的“可证性”前提。

  事实上,在人类认知的全部图景中,并不是所有认知都具有“可证性”的,无论是确证还是否证,都不能全部涵盖人类所有的认知,也不能满足人类理性的全部本能,因为人类的理性不会只停留在现象直观面前,而往往奔涌着达于理性直观的冲动,在科学的世界之外还有众多非科学的世界。孔德为我们揭示了人类理智的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理智经历了“神学阶段”,人类用想象力探求万物本原、寻找最终原因——“形而上学阶段”,人类用抽象的逻辑推理和空洞的思辨追寻现象背后的本质,获取绝对知识——“实证阶段”,也是人类理智成熟的最高阶段,人类依靠观察和理性去说明解释现象,发现具有相对普遍性的规律。虽然波普尔证伪主义的科学方法发现了实证主义的困难,认为单个观察事实并不能证实任何普遍的科学陈述,提出了证伪的科学原则,并坚持了猜测—反驳的方法,但同样没有消解经验现象背后的理性直观世界,也没有消解人类理智中想象与思辨的合法性,没有消解人类认知的“不可证性”构成。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关于“传统形而上学命题,都是在真的或假的以外的无意义的命题”的断言,最终也没有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甚至爱因斯坦在谈到相对论时也指出:“相对论不过是通向更严密可靠理论的中间环节,一旦使用更加先进准确的方案对之进行检测,总能得到两种结果——确证与否证。”但人类理智的发展及其存在说明,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不是只有确证与否证,在此之外还有超越经验、实证和实践的“不可证”,那里是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王国。

  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三个问题”在可证的范围内,属于“问有可证”的问题,因此也就有确定的结果,也能够被确证与否证,有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等本质差别,也能被证实是“真的”或者“假的”。哲学家的“三个问题”则不同,往往超越了可经验的现象,超越了可实践的现实,通常在“不可证”的范畴中,属于“问未可证”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哲学家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终结的,也没有科学意义上的真与假、对与错、是与非,不在实践的范围内,也很难被证实与证伪。当然,无休止的争吵与辩论、对话与交流、沉思与笨想就成了哲学最常见的存在方式,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批判性反思则是哲学思维的基本逻辑,“哲学就是哲学史”包含了哲学学习与研究最重要的方法。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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