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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难道仅仅是一种叙事 ——驳陈忠教授的“涂层”概念
2020年06月29日 21:42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张文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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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Is Justice Merely a Narrative:Discussion on Professor Chen Zhong's Concept of "Coating"

  作者简介: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2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沪)2019年第20198期

  内容提要:“涂层正义论”所要表达的确切含义已经引起学界的争论。对陈忠教授来讲,涂层正义仅仅意味着一种被私利盗用、利用的正义。陈忠发现,人类在任何文明时代都能够感受到对涂层的需要。以文明时代的理性为基础,他们会选择能为其联合带来秩序的道德、文明、启蒙、行为之幕(涂层)。但对于我们而言,涂层不是同道德、文明等社会历史自身的本质相吻合的术语。就其基本论题范围而言,也不能认为随着我们对涂层之复杂原因有更多理解而确实可以越来越成功地对正义真实性的行为加以哲学揭示。陈忠称之为“正义”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名称,有人称之为善的东西,有人称之为爱的东西,等等。但即使这样理解,我们也还是没有摆脱那种由于话语“转义”所带来的混乱。在历史的正义叙事中,“涂层正义”这一命题激发的是“人道”与“狼道”、“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人为”与“自然”等之间的矛盾。若把这一命题置于一个隐喻之中,这个隐喻就是,人类从孩提时代到成人时代是对野人形象的拯救或返回完整的人的希望。在这方面,它所隐含的是现代历史叙事对于法律正义的关注。

  关 键 词:涂层/正义/叙事/法律/孩童/成人

  标题注释: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预研和委托项目。

 

  陈忠发表在《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2期的《涂层正义论》一文,确实别有意味。属于陈忠的问题集中在“涂层正义”。这个词是陈忠的创造,在其整篇文章针对“道德”“文明”“启蒙”和“行为”的论述中,它频繁露面,地位重要到要它来为论文题名。陈忠在文章的开篇中是这样定义“涂层”的:“涂层是指用各种颜色与质地的涂料、装饰材料对建筑、环境进行改造与更新。把现代建筑涂层为古代的,把水泥建筑涂层为石料的,把暗淡的涂层为光鲜的,把有缺陷、丑陋的涂层为完美的,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涂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①一开篇,陈忠的论证过程大致表明:我们可以通过涂层这样一种工艺学比喻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这是一个肯定会引发各种错觉和争议的论证过程。

  涂层正义论难以走出价值理想的二元怪圈

  陈忠的论文《涂层正义论》探讨的是“正义的真实性”以及“克服涂层正义的可行路径”问题。由于正义这个问题思考已经有几千年,且在当代比之在以往数个世纪更加问题成堆,所以,领会正义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基础。何为正义?正义的基础何在?陈忠似乎无意为“正义”提出一个无所不包的定义。从一开始,他就被迫做出这样的想象:一定存在着一种我们的理解可以把握的“真正的”和“正确的”正义秩序,这种正义秩序被现实中的普遍的“话语”和“行为”等所扭曲或压制。因此,他把正义的本质问题理解为正义的“话语”“行为”等问题。事实上,他之所以做这样的想象,不是因为他觉得正义分类或定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而是恰恰因为他深深怀疑当今那些最为流行实为“涂层了的”那些答案。也许,我们正是因为受涂层正义观念的困扰太大了,才会发现自己很难去设想“非涂层”的正义,我们常常受到驱使,以负面词语来限制这种正义。对我们来说,这里无非是在说,用一个词语或一句话来回答上述问题是不可能的。相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凡是表面上客观的说法,实践中却会被拖入闹哄哄意见、一地鸡毛。当然,严格地说,陈忠并没有处处保持这种批判。因为,他也使用约定俗成的一些说法,或讲到各种“社会价值观的基本原则”。对陈忠来说,将追求“真实正义”定义为使人自身远离“涂层的”正义污染,是容易理解和可自然接受的。这意味着他对“涂层”行将消失抱有信心不过是对某种价值尺度的表达,就像人们对一个祛除雾霾之于祛除社会腐败的自然预期一样。在某一段中,他竟然如此表述自己的观点,以至于作为读者的我们会产生下面的印象:在“涂层正义论”让人们认识到“实质行为与正义话语相脱节甚至相背离”之后,现在对陈忠来说,则要寻求让人们认识到“真实正义”,尽管这与“涂层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普遍现象”的某些证据构成明显冲突,但却是陈忠的“涂层正义论”之渴望大做文章的出发点和归结点。

  这里已经表明陈忠有关“涂层”与“涂层背后的真相”之间的论述纠缠在一起了。由于陈忠迷恋通过源自工艺学的比喻来解释社会及其信仰体系导致的错觉,使我们始终不明白两种东西之间的区别,一种是使我们美好地生活在一起并相互信任的东西;另一种是使我们必然在一起生活的构成社会整体的真正基础的东西。当他强调,“面对一种以正义为涂层的行为,有道德感的人往往出于自身的道德感,或出于对自身有利益等的保护,而不愿意出面、当面揭穿涂层背后的真相,更不愿意组织针对涂层实施者的集体行动”,而且将其夸大到“道德都不是人们的真实意图”的程度时,这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了。实际上,最好的情况下,我们会朦胧地感到“涂层”和“揭穿”就是一回事;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闭上一只眼进行道德观察,然后闭上另一只眼进行宗教式观察。

  我们也已注意到,这种分离反映到陈忠的论文中,便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即明确放弃了他的论文渴望探讨的问题——“有效克服、减少正义的涂层化”问题。在这个视界之内,陈忠并未完成“涂层正义论”的奠基。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对涂层正义背后的真相的揭穿往往看起来就是陈忠的最终论题,但是他往往纠缠于对涂层正义的“揭穿之中”,因而迷失了自己的真正意图,逗留在涂层正义划定——这种划定往往是在话语的“转义”上或心理主义上——的水平上。这种纠缠不清绝不是偶然的失败,而是陈忠所奉行的原则的必然结果。这种原则就是涂层的克服只能通过涂层本身的实施来理解,真实正义被想象为不正义的最有效力的谎言形式。很明显,在涂层正义问题上将陈忠引入歧途的不仅仅是自然主义的社会解释,而且是拉康所说的那种“愚蠢的主体”渴望某个“正确”的道德或文明认可的观念出现。拉康主义式的陈忠是在一个涂层正义的世界中承担起对涂层正义真相之揭穿的任务。但是,由于价值共识缺失,也许,涂层并不仅仅掩饰真实的正义,涂层已经融化为它的本质。故此,我们只有成功地突破了涂层正义论的视界,才算完成了陈忠提出的对涂层正义的批判并找到一个基础。至于说明我们能从陈忠那里要学的东西,以便完成这项任务,正是我这篇论文的主要意图所在。

  对不同的读者而言,上面刻画的思路很可能不是陈忠所讲过的最深刻的东西。它隐藏了另外一种朝着完全不同方向发展的思想,这种思想与我上面所描绘的思路无法协调。在我看来,涂层正义并不是正义论的全部,只要涂层受到我们的关注,涂层正义论实际上便是一种纯粹的抽象,但是,这种抽象随着人们对正义理解的深化而成长。我们应当看到,从人类开始思考这个题目,就存在各种理论。从人类历史的思想结构来看,与此相关的理论类型大体有:承认历史本来不具有正义问题还是承认历史中有正义问题,承认正义问题在历史之外还是承认正义问题在历史之内。或者换种说法,正义反映的是人的属性还是正义反映神(权威)的属性。争议主要集中于一个要点:即人和世界的生存基础及思想基础是“自然秩序”中的正义还是“历史中的正义”。②我想强调的是,对历史中的正义的追问,除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人们还会遇到决断论。此外,对“正义”这个概念的深层区分还涉及与各个单门学科互涉(就像它有时与神学、法律的学术讨论的结合那样)。在此,以后现代历史叙事学观之,我要对其中的某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做一个真正的叙事性叙述上的正义论研究。如果我们说道德观念和价值原则是逐渐变化的,那么我们并没有因此否认道德人格的自主性和人的主体性成长;相反,我们认可这一点,自主性和主体性是所有名副其实的“我们要它成为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样的历史知识形式。因此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就有了一种更为恰当的、有关涂层正义与真实正义关系的看法。正义涂层化是一种无止境的过程,它也成为向着社会生活更好的感悟的过程。那么,是什么东西催促我们对道德或价值进行创新呢?我想,这种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讲好)“故事”。在这里,我想通过不同的视角即期望从儿童和成人世界中获得的法律与正义叙事(故事)这一特定视角,来从语境上省思陈忠提出的问题。

  在我看来,不论在什么时代,也不论是什么民族,都有关于正义的大量讨论,但是成果总不太理想(如,清晰)。这里的主要问题是,缺失一个多数公认的正义定义。众所周知,柏拉图大量讨论正义,但是他说的不是正义的定义。就像今天包括陈忠在内的很多学者可能用了定义一词,讲着讲着却再也没有提到正义的定义。因为“涂层正义”可以看作一意群,其中隐含的结构助词“的”,不仅可以表达限定和修饰关系,还可以表达领属或根源关系。因此,他们要么说,源初的正义已经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了,或者他们要么说,正义一直是有的,但是他们喜欢用这样的方式表达:X总“是”Y,或者Y总“是”真正的X。正义一直像“影子”一样伴随人类的生活。正义论实际上是“影子正义论”。或者“涂层正义论”:“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总容易被冒用、盗用,正义也是如此”,“当人们以正义的名义从事非正义的行为,正义就成为一种涂层”。在此,陈忠的“涂层正义论”看起来题目很大但“无当”。这是因为,乍一看,以为它是一种和整体的正义知识不能冲突而只能借助于从抽象之物到无穷无尽之“应然”整体的展示,追本溯源地回到尚未“涂层”、尚未损害的自然正义来叙事的,但实质上它是在讨论一种有所限制的虚假意识和行为。而把纯粹或真实看作正义信仰的限制条件,也未能够超出逻各斯中心主义建构正义论的效果。尽管如此,我认为,许多热心的学者在对正义论批判方面可能不如陈忠,因为正义的意涵首要的就是一种(话语)行为。然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这种所谓涂层正义的(话语)行为在世上盛行,就不必要有纠正性或克服性正义一说了,即不必避免那所谓“涂层正义走向深化”。③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对何为正义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大体范围而论,陈忠就只能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了。在我看来,两(多)种截然不同的语义的回答纠缠一起了。这样一来,就与“涂层正义论”主旨有些“名不副实”。此中情形也许是因为陈忠在学术上总是力求另辟蹊径以挑战传统话语,但是,这里隐藏着叙事中客观的正义与主观的正义之间的对立,却是他所忽视的。

  原则上讲,历史不过就是发生的事件以及对所发生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客观的与主观的方面结合在一起,使得“历史应该有正义”这个希望很含混。其实,这不难理解。柏拉图说,“正义是不义的对立面”。在我看来,为了符合抽象论证的语言规则,“柏拉图已经进入这样状态,即将正义的定义想象成具体化了的文稿。掌握和理解它意味着阅读文稿,没有领会它就是遗失了文稿,而远离它则意味着没有阅读文稿”。④然而,柏拉图主义即是民众的柏拉图主义,也即是成人的柏拉图主义。可以肯定,我们小的时候不阅读文稿,就像人类洪荒之际一样,思考何为正义这样的问题很简单,不是黑的就是白的,不是正义的就是非正义的。正义和非正义是可以被清晰地判断出来的,秩序和混乱的对比常常非常明显,在每个故事中都自然而然展现了一种自然正义。因此,小时候我们关于正义的定义是叙事式的。在著名的《儿童的道德判断》一书中,皮亚杰指出,“对于许多儿童而言,正义在本质上是当然存在的。正义不是社会或者个人的责任,正义就是自然发生的。”⑤所以,儿童时期的公正观的形式结构是“双重对立面”:正义与非正义的对称关系。黑猫警长的故事里讲,黑猫警长是正义的一方,狐狸、老鼠是非正义的一方。这是儿童正义观图式的最好注释。儿童期的故事没有更多的意义。因此,正义这个题目处理起来很简单,因为不需要更进一步的规定,就像儿童行为不需要作出伦理学或法理学的复杂判断和决定一样;一如在古典思想中,正义乃是遵从自然秩序的划定。

  随着儿童心理和智力上逐渐成熟,进入成人社会,桥段也发生变化。故事中的黑猫警长和狐狸、老鼠都换成了成人社会中各色人等和利益群体。商人、金融大鳄、工业巨头、政客、革命家,等等。最初,对成人社会的政治道德现实,人们还有一种幼稚的预设性看法,以为每个人的额头上都写有品格塑造的社会道德烙印,比如,最令人厌恶的自私自利,或者最令人尊重的公义心。但由于不同立场之间的巨大差异,这个预设不可能完全彻底地清晰呈现,否则就会葬送整个社会。社会不是机器式的,也不是生物反应式的,可以用来解释它的,是那种随着我们对之有更深刻理解而确实可以越来越成功地对之加以解释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有很多名称,绝不仅仅是“正义”这一个名称。因此,人们便开始跨越那个最初的阶段。他们意识到在特定的现实社会中,既有商人的彼此欺诈和贪婪,也有商人贪婪性多少有所抑制的商业基础。这就等于说,在人与人之间认同和异化的关系中,一个要行公义的人会为“何为行义”这样的问题感到困惑。“警察以为我是倒卖毒品的,而毒品贩子以为我是警察”,这样的误认现象不仅是审视社会(“三重图式”或“结构”)现实的问题,而是“就是”(实存,really are)的问题。因为人的本质无法通过道德或文明术语和概念而获得充分解释。道德人是一种涂层,文明人也是一种涂层。尽管这种涂层也是很有功用的。我所说的涂层不过就是生活整体感的丧失或不一致,是成人在社会中感到社会压力,本质上还是因为人们的自由必然牵涉道德(权威)和法律的涂层(裁决)。可以说,从柏拉图到罗尔斯“正义论”的产生是儿童的关注点从父母向社会转变(转义)的自然结果的写照。随着正义论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不公不义的体系、一门完整的道德政治哲学代替了简单的臆想性完善或天真状态的儿童文学。

作者简介

姓名:张文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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