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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化与物化 ——西美尔与马克思现代性社会分析之比较
2020年09月16日 14:1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冯波 字号
2020年09月16日 14:1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冯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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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fication and Materialization:A Comparison of Social Analysis of Modernity between Simmel and Marx

  作者简介:冯波,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11期

  内容提要: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不同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社会、理解卢卡奇以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西美尔的客观化概念与马克思的物化概念看到了现代社会生活相似的问题,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疏远或异化。西美尔的疏远概念揭示了比马克思异化概念更严重的现代社会问题,即高度分化的现代生产失去了确证个体主体本质力量的性质和功能,而不论劳动产品归哪个阶级所有。与西美尔相比,马克思的总体性重建具有某种审美的倾向。与马克思相比,西美尔的个人视角主张适应而不是解决这一现代性问题。解决客观化与物化问题,需要综合西美尔的个体主体视角与马克思的共同体视角,将社会生产的总体性最终落脚到对个体主体的确证上,从而找到解决现代性问题的真正道路。

  关键词:客观化/物化/疏远/异化/自由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规范理论视阈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会共识研究”(编号19CKS009)的阶段性成果。

 

  西美尔(又译齐美尔)与马克思都是“现代性社会理论”的奠基者,西美尔的社会理论也曾深深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卢卡奇、布洛赫、本雅明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都有着明显的西美尔印记。西美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分析有何异同?这个问题不梳理清楚,我们就很难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吸收借鉴西美尔的社会理论,特别是难以理解卢卡奇为何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要用西美尔(与韦伯)的“方法论眼睛”去观察马克思(参见卢卡奇,1999年,第2页)。比较西美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社会理论是十分必要的。

  客观化与物化是西美尔与马克思用来分析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哲学范畴,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阐释、相互补充的可能性。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曾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相互置换使用,结果却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必要超出卢卡奇,澄清西美尔的客观化与马克思的物化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哲学上更好地认清现代性的社会问题。

  一、现代社会的问题所在:客观化与物化

  在西美尔看来,客观化是文化内容的现代化进程。所谓文化就是人根据生活价值对自然的培育,但文化由于价值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有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别。“客观性=对主体的普遍有效性”(西美尔,2018年,第33页),因此所谓客观文化,就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文化,它可以表现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器物,也可以是所有人都要遵循的规范。与之相对,主观文化仅仅对个体主体有效,它体现在特殊性的人格培养上,他的性情、聪慧、谈吐、能力等等。西美尔说,“人们可将经过创作、提高和完善的事物称作客观文化,它引导人类灵魂走向完善或指出通向更高存在阶段的单程或全程。据我理解,主观文化是以此方式而达到的个人发展程度”。(齐美尔,第92页)用马克思早年的术语来说,西美尔的客观文化是“对象化劳动”的产物。由于人在劳动过程中把自己本质力量倾注在劳动对象之中,因此劳动对象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认,“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90-191页),个体主体的能力也在客观对象对他的确认中获得了提升。作为我的对象的客观文化是对我的本质力量的确证与提升,因此客观文化引导着个体性的主观文化走向完善。

  但现代社会的客观文化已经发展到自成一体、独立于主观文化的地步,“客观事态发展逐渐趋向完善、理智,日益符合其内在的实用目的逻辑,主观的最终栽培不必升华到同一程度”。(齐美尔,第93页)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分道扬镳、渐行渐远,产生了巨大的鸿沟,这就是现代性的“文化危机”。西美尔有时把主客文化之间的鸿沟称为“文化悲剧”,“创造性生活不断地产生出一些不是生活的东西,一些会摧毁生活、用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对抗生活的东西”。(西美尔,2017年,第233页)主观文化是创造性的、有生命的,它创造了客观文化。客观文化是器物、规范,本来是死的东西,但它们的发展根本不去理会主观文化,甚至与之背道而驰。每个现代人都在文化的洪流中晕头转向,面对庞大的、精美的、精密的客观文化,他既无法将之吸收同化,又不能简单地拒绝它们。客观文化给个体主体带来巨大便捷,但个体主体却越来越感到客观文化缺乏心灵的性质。文化悲剧呈现为死物与生命的对抗。

  文化悲剧呈现出客观文化之于主观文化的优势,主观文化滞后于客观文化的发展。尽管客观文化是个体主体活动的产物,但是商品生产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交换;现代人际关系通过商品交换来表现。个体主体必须通过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为了将自己的产品让渡出去,个体主体的产品就要对每个主体都有效,为此他就不得不在自己的产品中拔除自己的个性。哪怕是商品或规范的设计者,只要想让它普遍有效,他就不得不妥协、退让,最终设计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和他本人的设计理念相去甚远了,他已经不能在这个商品或规范中认出他自身了。因此,尽管客观文化对每个主体都有效,但每个主体都在客观文化之中看不到自己。这是“客观化”(Objektivierung)的过程,劳动产品由人格的对象转变为超人格的、客观的物象(Sache)。马克思称之为“人格的物象化”(Versachlichung der Personen)(马克思,2004年a,第135页,译文有改动;Vgl.MEGA2,II/10,S.106):主体际的人格关系,或者人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被呈现为物象之间的关系,进而使人格与社会关系得以量化、可计算化,实现普遍交换;原本用来确证人格的产品却要当作商品拿来买卖。

  人格关系要建立在彼此性情、聪慧和谈吐的交流、碰撞甚至熟识的基础上。例如前现代的商品生产是定制,而私人定制要根据消费者的特殊人格来生产,“只要客体是由单个主体创造或者是为单个主体创造的,主客体之间类似的对峙在实际中就不会发展”。(西美尔,2018年,第488页)前现代的商品交换,成交的结果有赖于买卖双方的人格特征,即讨价还价的能力,“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卖得贵买得便宜,交换只是两个人之间的主观活动,其结果依赖于两个当事人的精明、热心与耐心,而非对象及其被超个体的关系决定的价格”。(同上,第51页)而现代的商品交换则倾向于摆脱人格关系,以规范的价格直接呈现为货币与商品的交换。特别是自动售货机的出现,零售活动中的人格与人格的直接关系就被彻底根除了。在其中买卖双方只需要使货币与商品自行发生联系,人格之间却不需要发生任何直接关联。因此,物象化是事物关系对人格关系的取代过程,进而表现为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非人格化、客观化。

  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鸿沟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变得越来越大,个体主体面对客观文化的突飞猛进、一路高歌,感到的却是自身的无力。西美尔说,“面临着日新月异的发展,宛如一种不可阻挡的、对我们每人都一样的命运袭来,我们已经不能将这所有一切吸收到我们的存在中来”。(齐美尔,第95页)客观文化的发展无法熔化到个体主体之中,因此对于个体主体而言,客观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失控的、盲目的命运。无论个体主体是否了解生产设备和生产技术的科学原理,生产设备总是在更新换代,生产技术总是不断前行。因此客观文化的发展似乎独立于主体之外,仿佛不需要主体的存在,客观文化就可以自行更新换代一般。

  马克思把这个过程称为“物象的人格化”(Personificirung der Sachen)或“物化”(Verdinglichung)(马克思,2004年b,第940页,译文有改动;Vgl.MEGA2,II/15,S.805,S.804)。商品、货币和资本原本是人的活动的产物,都是死物,但它们却似乎脱离人的活动而自行运转,如同有灵魂或人格的自然之物一般。死物获得了灵魂,如同巫术之招魂,商品就获得了超感觉、超验的神秘性质。商品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魑魅魍魉的世界。同时,尽管商品、货币和资本是人的活动的产物,但人却要受其规律的支配。商品交换规律、财经金融规律和资本股市规律如同自然规律一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代社会中的个体人格失去了自律,服从于物象的规律。这是进一步的颠倒与错认,即物象之间的关系被错认为自然之物的性质,似乎物象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获得了自律的、神秘的人格,可以自行运转、自我增殖。卢卡奇说,“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卢卡奇,1999年,第150页)人的活动遵循于物象的规律,这是一种他律。如果自由即自律的话,物化就是一种奴役,是人的自由的丧失。因此物化体现为物与人的对立。

  个体主体不理解这个物化的、颠倒的世界,只能把它当作自然之物以接受盲目规律的支配,就像不去反抗自然规律那样把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规律视为永恒的自然规律,同时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当作自然界来接受了,于是人们就失去了反抗的意志。卢卡奇把这一结果称为“物化意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同上,第159页)这种物化意识源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每个人都是孤立的点(碎片),看不到社会总体、历史总体,因此他不理解总体对个人发生作用的机制,就只能把这种作用理解为不可变更的神秘宿命。这样一来,工人的活动就失去了主动性,从实践的态度转变为直观的态度,他不再是社会现实的改变者,而沦为单纯的旁观者,“客体化……以致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同上,第155页)在此卢卡奇使用西美尔“客观化”来解释马克思“物化”概念,而用西美尔的眼睛来看马克思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他们二人的现代性社会分析的高度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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