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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和阿伦特对历史唯物主义政治作用的阐释
2020年10月28日 09:57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张文喜 字号
2020年10月28日 09:57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作者:张文喜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Luxemburg and Arendt's Explanation of the Political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张文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发信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京)2019年第20196期 第98-106页

  内容提要:任何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系统的知识阐释都应当包括革命策略和政策的维度。为了定位这种策略和政策,需要关心政治与历史之间的分野,探讨一种辩证地历史地考察世界里的人类行动可能性的途径。从政治行动上看,马克思的历史观有很多较为确定的说法,它力图为政治行动目标指引方向。从本质上看,历史唯物主义是真正能动的、能创造对象世界的历史理论。但在历史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思想关系中,政治中的怀疑与信仰之间的区别往往成了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政治/行动/阿伦特/卢森堡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项目“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治国理政之道”[项目编号:16ZZD025],中国人民大学2019年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历史唯物主义为历史研究转变成一门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从问题史研究的角度看,这一转变的关键时刻正是马克思尝试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哲学的时刻,也是马克思挣脱作为普遍理性和绝对精神化身的哲学束缚的时刻,同时表现为他要让哲学掌握群众的某种历史要求。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关于政治及政治哲学的思想之出人意料的全新表述。

  在任何有关历史唯物主义指引实践作用的思考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历史与政治的关系。首先,我们不能无视这样的事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本性中,存在着一种努力脱离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的可能性。而现在的问题是——这是马克思在与其时代的哲学争辩中一个关键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这种脱离是否真的发生了,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也还具有政治的用途。应当指出,在决定一个人相信何种政治行动具有现实性、可能性和担当何种社会责任方面,他认识历史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在历史知识何以为政治行动之目标指引方向的问题上,马克思声言已放弃为任何一种特殊的政治事业服务的历史哲学。可是,这不是说,马克思的追随者已然可以把人类的完美看作是一种现实可能性状态,而是说,他们断言历史唯物主义为真正科学的历史研究奠基。而且,他们经常是根据不同的政治行动者在行动与历史创造的现实性方面的一致程度,来衡量历史唯物主义所包含的实践和理论的一致性。在此情形下,历史唯物主义便带上了一层政治价值观的含义。而我们对这个含义特别关注的原因在于它有助于阐明和理解现代进步性政治运动。因为,对此我们已经更清楚地了解到原则性的批判路线。一般说来,提出历史研究应该转变为一门科学的要求是为了倡导一种被认为是进步的政治,把人们注意力引到这个历史进步方向的似乎是一种政治信念。相反,抵制这种要求,则是为了一种明显是纯政治思想批判的兴趣。我认为,两种观点的代表是卢森堡和阿伦特;她们两个都深入发掘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内涵,但是信念的政治与怀疑的政治似乎可以标示出她们之间的区别。

  一、卢森堡:社会主义战略和战术理论家

  卢卡奇认为,卢森堡强调在她的无产阶级行动理论中产生出真正合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胜利和失败、个人命运和整个过程的统一,构成了她的理论和生活的主线”①。达特称许卢森堡身后的广泛影响,不仅仅是“她的个人失败和可怕的死亡可以总结地看作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隐喻性的提前预示”②,而且在“涉及全球范围的世界秩序问题时,人们也要寻求卢森堡的意见”,“这表明事情还远未了结,还没有最终结论”。③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卢森堡能引导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之共思和反思,或许就将体现其最大价值。

  卢森堡在《马克思主义的停滞和进步》一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只是在经济领域内才谈得上马克思创立了一个或多或少完整的理论体系。相反,他的理论中最有价值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历史观却只表现为一种研究方法、一些天才的指导思想,它们使人有可能展望一个崭新的世界,开辟独立活动的无限远景,激励我们的思想大胆地飞进尚未研究的领域。可是即使在这一领域,除开少数成果之外,马克思的遗产也没有得到利用,精良武器束之高阁,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也像它的创造者初创时那样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只是初具规模。”④

  这段话浓缩了卢森堡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性争辩和根据历史变化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要求。在其思想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想要先理解这个要求,就碰到一个困难:我们想得到一种更能“回到马克思”原义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但是,马克思本人几乎未发表过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或系统的阐释。其实,历史唯物主义首先还需要一种释义学讨论。这或许意味着:人们只能不断地对人类的存在方式进行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才能够不断得到理解。这时,我们似乎才可以说,不能把它误当作一种建立在预言之上的思想。

  在此处,“似乎”表示“其实不然”。谁都知道,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是要切中并把握社会现实,揭示历史事实本身的客观意义,但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实际是误将理念或诸事实的集合当成现实,因而,如果人们想从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去讨教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认识方法还是很成问题的。伯林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章中特意提醒人们,马克思是在“一种社会与历史分析的实用方法,一种政治策略的基础”⑤上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概念的。这个断言暗示,人们在今天还一再提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的原因,与其说是诉求一种社会与历史分析方法相关的体系,还不如说是诉求一种政策;当然,由此并不能得出结论,说历史唯物主义不过是得到了纯粹经验主义的解释。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其本身而言,肯定在立足点上事先就已经具有了“不仅是往后看、而且还往前看”的一种历史观。卢森堡认为:“我们用以战胜危难的道义力量、我们在斗争中的策略直至各个细节、我们对敌人进行批评、我们争取群众的日常鼓动、我们全部的所作所为直至最细微的地方,这一切都贯穿了马克思创造的学说并在这一学说的光辉照耀下得到透彻的理解。”⑥恩格斯则强调:“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⑦当然,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任何一种适合于历史唯物主义整体精神的释义,从本质上考虑,它就不可能是从决定人类活动总进程的历史性之外搬来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于此指明,关于作为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虽然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出现,但还远远没有向我们指明“真理”。相反,我们之所以能够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方法论来加以阐述,往往在于它的实际运用和后续影响。最终,只能在广泛的研究并实践地揭示了其复杂深邃的运思之后,才能得到精当的或明晰的表达。

  和那些年代的共产主义运动见证者普遍的观点相似,卢森堡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始终与主体的存在论问题关联在一起。对她来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思想的释义下,关键问题不是探明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难题(她当然认可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或必然性),而是她所理解的理想的政策制定者是否必须是个先知。她想要以此表明,把对完美的追求看作是适合人类的,但负责这种追求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无产阶级凭着政治中的信仰可以说,这个事业的“全部特点在于,这里是世界历史上由人民群众自己并且违反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实现自己的意志,而这个意志必须超越现今社会的界限,在现今社会的来世去实现”⑧。

  由于卢森堡所考虑的是现代进步性政治运动的效果,与阿伦特相比,她在一种谨慎的自信中去寻找人类解放的政治条件。为了解释同第三世界的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希望的宣告者(卢森堡用了“先知”或“来世”这样的词),卢森堡用一个长篇但扼要的论辩来克服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偏向,大意是说,在科学社会主义建立之后,除了社会主义革命现实的政策,还有资产阶级现实的政策。因此,在与资产阶级进行争辩时总是要去思考,什么才可能被视为“现实的”。但是卢森堡并没有急着详述该论辩,而只是说,基于“社会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政策”的对比,如果人们把“现实的”理解为“日常的物质成就”,即现存的、一种偶然“在场”,而且把“历史发展趋势”理解为普通思想不言而喻的必然,那么这样一种释义将社会主义政策与资产阶级政策转化成两个对立阶级的极点。或者说,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政策“是现实的”,“从日常的物质成就的观点看来”,资产阶级的政策是现实的。⑨使我们明白两种政策之间区别的,一种是无产阶级希望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另一种是资产阶级依靠自我调节的市场、某种既有的事物。卢森堡认为,如此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策的不同的描画就足以使人懂得:“马克思的学说随着每个新的肩负起阶级斗争的无产者的出现而不断得到证实。”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森堡发现了:“马克思学说就其对于现存社会制度最危险的部分来说,无疑迟早将被‘克服’。……但只是同现存社会制度一起被克服。”(11)

  显然,这里的“危险”是指,马克思主义以及社会主义追求从未出现过的事物,但负责这种追求的不是政府而是无产阶级。“进步”活动本身不是由维持秩序活动引发的。在此,卢森堡针对自己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主党政策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被要求相信,同所有其他政治观点(比如民族主义甚至民族解放主义)相比,社会主义有着在意识形态中把历史和政治联系起来的要求,这一要求从总体上说是正当的,就是说,在增进新生事物的同时,要防止“正义”发生偏差。当然,历史唯物主义护卫着社会主义,因而具有一种鲜明的政策立场,一种政治策略的哲学基础。然而,在此有人会问:我们能够相信我们被要求相信的东西(比如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吗?对于这个问题,合适的答案是其在符号中给出的东西—— 一种“释义”,与另一(多)种释义相对。直到现在,卢森堡才定义其间的核心难题: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是否可能在通过政策措施来改造现实的国家中生成?这个问题,对于卢森堡的“政治觉悟”来说,看起来是不成问题的。她在集会上演讲的主题是:“没有政治权力斗争,就无从争取社会正义。”(12)简言之,对于卢森堡来说,政治是关于权力的斗争。

  由此,卢森堡以这一政治理解进入了马克思的历史观: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就意味着关键问题成了政策的或政治的。因为对于卢森堡来说,我们称作世界永恒的存在论问题,即“使存在同思维”、“使历史的存在形式同社会意识相一致的方法和途径”问题已经解决了。“几百年来,人们曾经竭力寻找解决这一任务的方法,然而直到马克思和他的朋友恩格斯才找到了这种方法。”(13)因此,人们不能误认为,马克思的学说力量仅仅凭借言说“是”就“是”了。仿佛人们可以说一下子把它(“真理”、“是”)吞下去一样。对于我们来说,事情可能需要追问:在什么基础上,马克思有能力称当人类导师?哪一种共产主义释义是可能的?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命题需要多长时间?卢森堡为此以如下方式铺陈出她的两个疑问:“近年来,运动在广度上有了巨大的增长,斗争的条件复杂化了,斗争的任务也复杂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有这样一个时刻到来,这时在运动中对能否达到伟大的最终目的将发生怀疑,对运动的思想因素将产生动摇。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就是这样发展的,它只能是这样的,不能是别样的,动摇和畏缩的时刻,对于马克思的学说来说,不是出乎意外的事,倒是马克思早已看到和预言过的。”(14)而这也就意味着,行动中的怀疑犹豫从不绝对:全盘怀疑只不过是一种自相矛盾。正如没有起点和终点这两个端点的帮助,运动是无法设想的。而两个端点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被称为“相反者”,另一种被称为“对立者”。严格说来,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运动”将“相反者”与“对立者”之间发生的运动结合在一起。所以,历史唯物主义释义中的政治性的相关性问题是,一种特别具有历史性的知识是否能够或应当被投入政治的用途?

  对于像卢森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当马克思主义者说“或早或晚”(消除人类不完美状态)时,人们应当让他们自己履行诺言,使预言成为现实。在我们看来,如此理解的“有预言作用的”马克思历史观就其本身说来匪夷所思。这是因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要成立的话,它绝对必须站在自己的基础上。目前人们对历史或类似历史必然性的信念中“历史性”的敏感已差不多到了顶点。在我看来,卢森堡承认马克思是无产阶级戏剧的高超指挥。但是如今有人也许会质疑,在历史这部戏剧中,每个角色都演奏自己最擅长的音乐,怎么办?在此,卢森堡会说:“就像‘科学的乐队指挥’一样——指挥的音乐素养并不能保证晚会取得成功,但是总好过‘每个人都演奏自己最擅长的音乐’。”(15)对卢森堡来说,这虽然没有假定一种关于最好的详尽的音乐是什么,但由于既定的方向是人们选出来的,因而人们至少还是有关于最好的理念。在这种情形下提出了一个应该得到某种合理回答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卢森堡是否认为真有先知存在(或存在过)?对于这个问题,卢森堡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按照这一答案,“人类借助于马克思的思想才探明了自己的社会过程的秘密”。而且,与以前不同的是,“社会的人自从几千年以来将第一次做他想做的事情”(16)。按照这个肯定,即使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没有实现,我们也好像看到一个逻辑过程的产物,即理想的政策制定者(这里是指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不是马克思)是个先知的必要性。对于卢森堡而言,这在于“她”掌握了“马克思学说这一指南”,否定了在“她”之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与“她”同时代的资产阶级所做的。然而,这一事实从一种严格意义规范化的历史意识立场看来恰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认的历史科学的信念论本质。接着卢森堡就这里的难点或焦点处发了一点牢骚。她认为,这一点非常难以证明,因为“她”(确切地说,卢森堡又在此处改叫作“我们”党内同志)有时“在自己的实践中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说话时(就像莫里哀剧本中的小市民用散文说话一样),却并不知道这一点”(17)。卢森堡在此具有一种对比倾向,以此试图表明她自己为什么以“如此高昂的战斗情绪和如此坚定的意志”(18)阅读马克思。原因在于,即使真理就在人们手上,也未把我们引向天堂:这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和方法。

  我们认为这就是想象中的信念论政治。卢森堡把她那些性命攸关的决定完全建立于自己心智的能动判断之上。随后,卢森堡发现:从知性角度无法想象,马克思学说光辉照耀之处,资产阶级人士还能够在哲学、历史和经济领域坚持他们自己在做的事情,因此也能够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只能是“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些思想和‘社会理论’,而归根到底不过是马克思的思想的一种反映”(19)。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森堡正大光明地在《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第一部分就提出自己革命理论的前提:“究竟我们为什么能够和怎样能够达到我们的奋斗目标呢?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也是无政府状态把这个制度赶进了一条死胡同。”(20)有意思的是,历史上无政府状态和人类完美的信念论政治的关系比它和怀疑论政治的关系更为密切。当然,对于卢森堡来说,人是能够在历史中得救的。因此,信仰的政治相信,所谓马克思主义预言失效等等所有难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解决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卢森堡的历史唯物主义释义方法论发端之际,时间(时机与时间)魅像的存在论特征已然与历史中主体性问题的反思性探索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卢森堡使用“迟早”这一带有历史神学色彩的时间意向,以增加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话语政治释义空间。换言之,当我们抓住了历史中某种“时机”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所抓住的并非是另一种历史时间,而是一种自身缩短或削减了达到我们奋斗目标的历史时间。卢森堡随后讲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恩格斯在《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里所指向的东西,通过对比实现社会主义之缓进者和激进者,她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凡是要把社会制度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但我们党“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在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不停地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行统治制度的控制能力”。(21)社会制度改造有时通过“时机”实现,有时则通过“时间”,而这一进程的另一面及其相关的东西必然是政治的。不管怎样,我们看到,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的信念论政治仍然让卢森堡感兴趣。

  从马克思开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必定有个“时间”或“期限”问题:“克服”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时机”中的,还是在“时间”中的?如果主张“合法改良”,那么这个“时机”不过就是被把握住的“时间”或“期限”。如果主张社会革命,那么社会革命和合法改良是不同的。在此人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印象:“不是时间长短不同,而是本质不同。历史上运用政治力量进行的革命变革,其全部秘密正在于由单纯的量变为新质,具体地说,在于从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另一个社会制度。”(22)在这样一种观点中,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不同的本体论问题得到显现。社会革命论认为,在社会制度质变的每一个瞬间,其基体相继接受一系列个体的质;原有的质被相继摧毁,同时被一系列具有不同强度的新的质所取代;还有,将新的质变等同于从无中产生的(承认历史的非连续性);而质变之推进的力量与遏制的力量在世界历史中是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面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失败,卢森堡认为,只有通过“遏制者”这一中介,才能展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于当时在德国党内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一些人来说是隐藏着的。卢森堡在这里讨论了作为解释者所感到的困难。对于她来说,马克思著作中的教导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原作者马克思自己是否强烈地恳求解释者要向其他人解释著作里的信念论政治,就难说了。就我所理解的而言,那种在历史中出现的时不时跳到非马克思主义一边去的现象,“不是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事先一劳永逸地防止得了的;它们一旦在实践中降生,就必然只有通过运动本身才能克服”(23)。

  这意味着那种至少部分地同大多数先前被认为属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相矛盾的理念或实践,可以理所当然地统摄或嵌合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论政治中。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统一性或同一性的保持既不排斥差异和变化,也不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预言中“时间”“期限”有多长的问题。根据这种构想,对显而易见的历史必然性的信仰归属于对双方力量的变化的信念。一方,“反动派的顽抗”抵抗着推进的力量,继续尽量拖长到达现存社会崩溃的时间。另一方,无产阶级和群众与之“斗争”,并且在长期“斗争”与“疲劳”之间将时间性的斗争进化论与潜在的革命自发性群众运动思考方法置于对时间和历史并不关心的“费边这个缓进者”的思考方法相对立的位置。(24)通过这种对比,就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卢森堡如何根据自己对时间性的思考,将她出于历史知识论据作为历史必然性的判别手段而加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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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文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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