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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先验政治哲学的政治现象学
2020年10月30日 10:15 来源:《社会科学》 作者:郝长墀 字号
2020年10月30日 10:15
来源:《社会科学》 作者:郝长墀

内容摘要: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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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Phenomenology as a Transcendental Political Philosophy

  作者简介:郝长墀,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克雷茨曼研究所所长。湖北 武汉 430072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第20201期

  内容提要:政治现象学应该与传统的政治哲学和现代的政治学区分开,政治现象学既不是传统政治哲学的延续或新发展,也不是与当代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政治现象学悬置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思想以及当代政治学的自然主义倾向,其目标是让政治经验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通过论述政治经验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目光、事件(行动、运动和革命等)、语言、身体几个要素,可以阐释人如何在政治经验中发现自我和获得自我肯定,而这种寻求他者认可的过程在事件中使得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从而构成了现象中显现与显现者中的显现的一端,成为社会存在和自然事态的出现的先验条件。政治现象学作为先验哲学,既抛弃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前提,又悬置了当代政治学的自然主义假设,面向政治现象本身。

  关键词:自我的肯定/他人的目光/事件/语言/身体/政治空间

 

  现象学经过一百年的发展,在研究领域上似乎涵盖了人类文化的所有最重要的现象:逻辑和数学、自然科学与技术、伦理和道德、宗教与神学、语言与艺术、自然与历史等。但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却没有引起它应该得到的重视,即政治现象。政治是人类社会中极其普遍的现象,前面提到的所有现象都与一定的政治背景相关,或者说,我们在理论上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与政治有某种关系。纯粹的理论性研究有其研究的对象,但是,研究者和研究机构是处于一种政治环境之中,是受政治决策支配的。即使“纯粹”的自然事件也受政治因素影响,比如,长江是自然现象,而在长江上修建堤坝却是政治的决定,对洪水的治理也是由政治控制的。可以说政治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然而什么是政治,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却未必有清晰的认知。

  一直以来,政治没有得到现象学应有的重视,它始终是政治学或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如果政治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那么政治现象学与政治学有什么不同呢?政治现象学是不是现象学与政治学交叉性的学科呢?一般认为,政治学在历史上经历过三个阶段:(1)在传统哲学中关注政治生活中的规范性问题,关注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2)关注现实世界中政治实际是什么样的,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研究“是什么”的问题,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3)近代以来,政治学受自然科学模式的影响,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对于经验材料进行量化分析的社会科学,即政治科学。政治科学模仿自然科学研究,提出假设,收集材料,对材料进行统计和分析,来验证假设,超出纯粹的经验描述的定性分析。政治科学也意识到,在重要的政治问题上,是无法获得经验材料并进行量化分析的,比如,总统或其他政治官员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的头脑是如何运作,如何做出这个决定的,这是无法得知的。即使普通选民的投票,也是无法完全进行量化分析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投票的时候是什么因素在选民的头脑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如此,政治学家还是把政治学作为类似于生物学的科学来对待,试图提出某种模式或通过一些案例提出一些普遍性的理论,而这些理论是建立在经验材料的基础上的。尽管不能做到完全类似于自然科学,但是力求近似于自然科学,成为尽量精确的科学,这是政治学研究的目标。因此,政治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是逐步脱离哲学思辨,成为一门经验性的量化性科学。

  但是,现象学与政治学的一个根本区分就是,现象学是先验性科学(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是关于事物如何以自身的方式从自身之中显现自身的学问。政治现象包含多种的政治形态,如国家、政府、宪法、政党、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政体、意识形态、公民权利,等等,而现象学关注的是所有这些政治现象中的共有的本质是什么。树的本质不是某一棵树,也不是树的整体,树的本质不同于个体的树。同理,政治现象的本质不同于任何一种政治的具体形态或关系。如何使得政治现象的本质显现出来,这是政治现象学的任务。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政治现象学首先需要做的就是现象学悬置,悬置在对待政治现象上的自然主义态度。这种自然主义态度把政治现象理解为与自然现象类似的存在,从而以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来对待政治现象,其结果就是政治现象被遮蔽了。政治现象学要悬置政治科学的假设和方法,而不是把现象学与政治学结合起来,发展一种交叉性学科。事实上,先验的现象学与经验的政治科学是没有交汇点的;关于政治的先验的经验科学与方的圆一样,是不成立的。

  “面向事物自身”是现象学的根本原则。如何使得政治现象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现自身,我们面临的首要障碍是自然主义。自然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有不同的表现,但是,它们的共同作用是妨碍政治作为政治自然而然(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示出来。下面,我首先论述自然主义在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的偏见,然后,依据现象学中的“现象”概念的定义、本质直观和人类活动的存在论结构等理论,探讨政治作为现象是使得社会存在物显现的先验条件,是不能够作为对象化的东西来看的。本文的目的是试图说明,政治现象学既不是传统的政治哲学,也不是现代的政治科学(政治学),而是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先验政治哲学:它抛弃了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依据政治现象自身的本质特征来阐释政治现象。

  一、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中的自然主义

  自然主义从古到今有不同的内涵,但其核心思想是不变的。自然主义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把人看作是众多自然物的一个种类。研究人类社会与研究自然物没有本质的区分。在自然主义看来,人类社会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虽然有其独特的内涵和存在方式,我们必须以理解自然物的方式来解释人类社会。这里,我谈谈在政治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当代政治科学(政治学)中的自然主义。

  在政治哲学中,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亚里士多德本人的政治哲学就是他的形而上学思想的衍生物。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仅仅是动物中的一个种类,无论是在个体还是在类上,人首先是动物。他说,“自然在所有人之中根植了社会性本能”,“人,当发展完满的时候,是最好的动物”①。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是自然界赋予人的一种自然本能,与吃、喝、性等行为一样,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本能。“本能”本来用于自然物,是自然物的自然倾向,与人交往也是类似于自然本能的社会本性。人类社会和组织与蚁窝、蜂窝没有本质区别。正是因为人首先是动物,如果没有外来的束缚,如果没有法律和正义,人就成为动物中最危险的。“正义是城邦中人的纽带(bond)”②。这种纽带(bond)同时也是束缚,是灵魂对于肉体、理智对于情欲、主人对于奴隶、男人对于女人、雄性对于雌性、人类对于动物的束缚和统治。但是,亚里士多德又认为,政治不是外来的束缚,而是一种内在的需求,更是人的特征。亚里士多德指出,人比蜜蜂更具有政治性(更是一种政治动物),这是因为,人被自然赋予了一种逻各斯能力,即语言能力。纯粹的声音仅仅表达痛苦与快乐等情感,而语言使得人具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家庭和城邦(国家)就是基于这种关于善恶、正义与非正义的感觉之上建立起来的③。蜜蜂、蚂蚁、猴子等也有某种社会组织,但是,他们没有逻各斯,没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

  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人是唯一的政治性动物。他说,“人比蜜蜂或其他任何群居动物更是政治动物,这一点是明显的”④。逻各斯所代表的理性仅仅是自然现象中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统治在人类社会中的表现:统治与被统治是自然界(动物界)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逻各斯是其特殊的统治方式。亚里士多德认为,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不仅仅存在于生物之中。甚至存在于宇宙之中。有的人生来就是统治人的,有的人生来就是被统治的⑤。家庭中的主人与奴隶、丈夫与妻子(男性与女性)、父亲与孩子就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城邦中的国王与臣民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奴隶或奴隶制既有法律意义上的也有自然意义上的”⑥。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奴隶制是依据自然基础的。换言之,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制度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亚里士多德说,如果人与法律、正义分离,人就是动物中最糟糕的。对于正义的实施,即政治,是政治社会的秩序原则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治,没有逻各斯作为人类社会的统治原则来规范统治与被统治的秩序,人类社会就会崩溃。亚里士多德首先把人类看作是宇宙中的一种特殊存在者,而人类社会作为群居组织和结构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就在于其被自然赋予了逻各斯的礼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假设是:(1)人具有与其他自然存在者一样的属性,是自然的一部分;(2)依据属加种差的逻辑原则,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就在于人被赋予了逻各斯(理性和语言);(3)政治现象中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宇宙中的普遍关系,高级存在者统治低级的存在者,整体统治部分。低级的部分和存在者是为高级的存在者和整体而服务或存在的;(4)政治现象实际上是自然中普遍存在的,只不过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是最高级的,换言之,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现象实际上是自然现象,因为逻各斯是自然赋予人类的特殊礼物。

  因此,在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中,政治现象就被还原成了特殊的自然现象(实际上,亚里士多德也用经验观察中的自然现象来说明政治现象),用自然现象来理解政治现象,这实际上是遮蔽了政治现象本身。当亚里士多德说,“甚至在没有生命的事物中也存在着统治的原则,比如在音乐样态中”⑧,他已经使得政治失去了任何意义,政治作为政治已经消失了。反过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解释是不是把本来属于政治的特有现象进行泛化,错误地把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强加给自然关系⑨,从而也遮蔽了其他现象的显现呢?下面我们会看到,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与自我意识紧密相关的,是自我发现自己和肯定自己的一种方式,不能用于其他现象。

  当代的政治学试图脱离哲学的思辨,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型来研究政治生活,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假设,收集素材,进行数据分析,揭示政治生活中的因果关系。以自然科学为标本的社会科学研究,看似科学,实际上是违背科学原则的。这是因为:首先,政治学接受了自然科学背景中的形而上学假设:自然已经不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自然,而是由物质体或物质存在构成的整体,这个自然存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是无限延伸的,物质体之间在时间上是共存和相继的,都服从因果规律。这是唯一的最真实的存在,所有其他的现象要么是以物质现象为基础,要么是副现象,要么是幻觉。这种形而上学思想或科学主义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结论,而是它们的理论背景或假设。这样看来,以自然科学为模型的政治学并没有摆脱哲学思辨或理论。其次,政治学家已经注意到,在收集材料或进行观察的时候,在进行量化和分析因果关系的时候,很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和过程是无法观察到的,也是无法量化的。凡是涉及具体的决策、投票、判决等行为,不是秘密进行的,就是无法观察到的,更不要说很多被作为国家机密文件而永久保存的材料。比如,总统进行决策的时候,他脑子里到底想的是什么,无从得知,他给出的理由与他实际思考的理由常常是不一样的。再次,自然科学中的研究对象都是可以观察的,是有形(几何学意义上的)的实体,而政治学的对象,比如,国家、政府、法院、宪法、公民权利、选举、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等,都不能用物质对象思考的方式来对待。校园或图书馆不等于地理上的物质存在,恰恰相反,校园或图书馆的建筑等可见对象是从校园或图书馆不可见观念中获得意义的。如果我们用物质对象思考的方式来对待政治领域中的对象,我们就犯了“范畴性错误”。还有,社会事件是不可重复的,不可进行试验的。革命、政变、战争、选举等都是一次性事件,而对这些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无法用简单的直线式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其中所包含的要素和可能的结果,不仅是一个无限解读的过程而且还具有不可预测性。

  因此,政治科学把自然科学作为模板来研究政治现象,把研究物质对象的方法应用于研究政治现象,这里面包含了两种预设:首先,把政治理解为与物质自然类似的存在;其次,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作为唯一的科学方法。这里已经违背了科学概念本身的精神:真理就是要使得事物以其自身的方式显现自身,是事物自身决定了研究方法,而不是研究方法决定了事物显现的方式。把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作为唯一的研究范式,这是方法决定研究对象。在方法中,对象被遮蔽了。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政治现象学不是把基本的现象学方法应用到政治领域,把政治现象学看作是一种应用性现象学。这是与现象学的根本原则相违背的。所谓的方法,已经包含了对于对象的前设和理解。不是方法决定对象,而是对象决定自身的显示方式。在现象学研究中,如何使得理论与对象之间同步,调适理论使之与对象显现的方式一致,而不是把对象预先纳入某种在先的固定模式。在悬置先见和偏见的基础上,发现对于事物的洞见。所谓洞见(insights)就是与事物本身相一致的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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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郝长墀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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