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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
2020年11月13日 11:2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丰子义 字号
2020年11月13日 11:20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丰子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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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mitation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作者简介:丰子义,北京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研究》第201911期

  内容提要: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阐释。要使历史研究健康进行,必须保持历史阐释的严肃性,合理把握历史阐释的限度。一是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即阐释的主体性必须要以阐释的客观性为前提,不能把阐释的主体性等同于主观性;二是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即价值评价要以事实为基础,合理对待价值评价中的利益限定、历史限定问题;三是历史阐释的“事实限度”,即不能以史家的“历史史实”取代客观的“历史事实”,要从总体、过程、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中来把握历史事实;四是历史阐释的“叙述限度”,即历史叙述不能随意演绎、虚构,叙述的逻辑必须反映历史的客观逻辑;五是历史阐释的“规律限度”,即历史阐释不能仅仅停留于历史现象的描述,应对历史规律予以深刻的分析和揭示。

  关键词:历史哲学/历史阐释/阐释的限度

 

  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阐释。历史阐释并不仅仅是历史解释和说明的方法、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无论是历史阐释的理论出发点,还是历史阐释的内容、方法本身,都明显地体现了对历史的基本态度和看法,因而是历史观点、历史思维、历史价值取向的综合反映。伴随解释学的兴起,历史阐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大大推进了历史研究。但是,阐释的不恰当使用,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理论混乱,尤其是相对主义的阐释,使得历史认识蒙上了一团迷雾。张江教授曾以“强制阐释”(张江,2014年a)来描述这种乱象并予以深刻的分析,所揭露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注意的。要使历史研究健康地进行,必须保持历史阐释的严肃性。为此,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严格把握历史阐释的限度,即阐释的合理界限。超过了限度,就会走向强制阐释。对历史阐释的限度问题作出必要的分析和说明,正是本文的重点所在。

  一、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

  历史不会自我呈现,已经消逝于过去时间长河的事实再现为“历史”的过程,必然需要通过阐释才能成为历史。只要历史需要经由阐释,必然内在地蕴含主体性,因为任何阐释必然是一定主体的阐释。历史学的主客体不像自然科学的主客体那样明确,历史学的主客体并不构成现实的主客体关系,其客体主要是历史文本、文献、资料等,这种时空上的间隔,更突出了主体的阐释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没有主体的介入、没有对主体性的关注,对事实的历史性阐释也就没有可能。如对资本主义社会,古典经济学把作为主体的人这一重要因素排除出去,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自然”的而非“历史”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与其相反,正是抓住了人的主体性活动及其联系与发展,才对资本主义社会有了历史性的而非自然性的阐释。确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离开了主体和主体性,就不可能进行正常的历史阐释。

  然而,历史阐释的主体性不能等同于主观性。发挥阐释的主体性,必须要以阐释的客观性为前提。这是历史阐释的“主体限度”。无论主体性怎么发挥,都不能虚无和否定历史的客观性。这一道理不难理解,关键是要明确主体性与主观性在历史阐释上的原则区别。历史阐释的主观性不同于主体性,它是源于用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从而对历史作出外在的以至歪曲的理解。如施蒂纳就是用利己主义原则来阐释历史,将历史比附于人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及其成熟的不同程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中对此予以深刻的批判,认为施蒂纳的解释方式“不是‘把握世界’,而只是把他关于世界的‘热病时的胡思乱想’当作自己的东西来把握并占为己有。他把世界当作自己关于世界的观念来把握,而作为他的观念的世界,是他的想象的所有物、他自身所有的观念或他的关于所有物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7页)用外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也是传统思辨历史哲学的共同特点。像康德的自然理性、费希特的绝对同一、黑格尔的绝对观念均是如此。而历史阐释的真正主体性则是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即从历史自身来解释历史,不外加任何原则、想象。既然阐释原则内在于历史,这就直接涉及了阐释的客观性。因为坚持内在于历史,就是坚持阐释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必须反映历史本来面目,不以任何幻想的联系和原则强加于历史。这样的客观性便形成了主体性的合理边界。所以,突出主体性与强调客观性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内在统一的。

  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来阐释历史,这样的阐释何以可能?或者说,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阐释历史,即“用历史解释历史”,是否又意味着主体的放逐呢?回答是否定的。这种主体性的历史阐释之所以可能,其根据就在于历史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的过程和结果,这既是历史阐释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历史阐释的对象和目标。放逐了主体活动,历史的阐释就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如此,历史也是经由阐释主体而呈现的,没有主体性的发挥,历史也就难以揭示出来。因此,用内在于历史的尺度阐释历史,非但没有抹杀主体地位,反而要求这种历史阐释必须致力于凸显人的主体性,不能像黑格尔那样用“无人身的理性”来解释历史,把历史理解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史。历史阐释是否客观,不在于这种历史阐释承认不承认主体的地位,而在于这种历史阐释是否真实反映了主体活动即历史活动的客观实际。

  由于历史阐释总是由一定主体所作的阐释,因而对阐释主体自身需要作出合理的定位与把握。历史认识无疑是通过历史学家的阐释来进行的,但这种历史认识不能只是历史学家个人的认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认识。之所以如此,原因就在于历史认识和历史阐释的主体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的个体。每个历史学家都生活于一定时代,他不可能超越历史,不可能摆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认为,在历史认识过程中,即“现在的历史学家与过去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过程、一种对话”时,必须考虑历史认识的主体即历史学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必须分清“历史学家在多大程度上是单独的个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其所生活的社会、时代的产物”。(卡尔,第123页)之所以要作这样的区分,就在于它关乎历史事实的认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历史事实的事实是关于个人的事实,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社会事实的事实”。(同上)在他看来,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历史学家毕竟是单个的人。像其他单个的人一样,历史学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他不仅是其所属社会的产物,而且也是那个社会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就是以这种身份来接触过去历史的事实”。(同上)既然历史学家是历史的一部分,那么他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就决定了他看待过去历史所采取的视角和观点。因此,卡尔主张人们在研究历史之前,要先研究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学家之前,先要研究历史学家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在这方面,伽达默尔也持大致相同的观点。在对阐释主体的看法上,伽达默尔强调,不是历史属于我们,而是我们属于历史,在我们进行反思、解释之前,包括自我体验之前,就已处于社会生活之中了。只有考虑到这一点,才能走出主观论哲学。所以伽达默尔将解释中的“先见”或基本看法不只是作为个人的意识,而且是作为人的历史存在来看待的。由于历史阐释的主体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因而对其主体性的发挥和所作出的历史阐释应予合理的辨识与考量,不能离开社会来孤立看待主体性的发挥。

  既然历史学家无法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去研究和认识历史,因而对历史的阐释自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实,不光是历史认识,包括所有认识,就个人而言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人都是在一定条件下认识事物的,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但是,认识的条件性并不排斥乃至否定认识的客观性。条件可能会影响到历史阐释主体的认识水平和阐释水平,但不会动摇历史阐释对象的客观性本身,不能用前者来否定后者。

  不管历史阐释面临什么情况,如实直书,真实地再现历史,始终是历史学家的学术操守和使命职责。由于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学术背景的不同以及史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的历史学家的学术实践有着较大差异,因而关于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力求真实地反映和再现历史,这是史学家最为基本的学术道德准则,也是历史阐释主体性发挥的基本准则。

  二、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

  历史阐释总是与历史价值观连在一起的。历史的再现需要历史的书写,历史的书写必然要有历史学家价值观的参与。无论是材料的选择,还是史实的解释与评价,都会受到书写者价值观的制约。只叙述不解释的历史学是极为少见的,只叙述而不讲道理的史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学,而是史料学。与此同时,历史史实也只有通过阐释才能使其意义彰显出来。因此,历史认识论与历史价值论是不可分割的,所谓“价值中立”是难以成立的。对此,马克思当年对蒲鲁东的“客观主义”就进行过批判,认为蒲鲁东对波拿巴政变所作的所谓历史说明,在客观上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一种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我们的那些所谓客观历史编纂学家所犯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0页)列宁后来在批判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时也对其客观主义作了深刻的揭露批判,并划分了客观主义与唯物主义的界限:“客观主义者谈论现存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存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做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客观主义者谈论‘不可克服的历史趋势’;唯物主义者则是谈论那个‘支配’当前经济制度、促使其他阶级进行种种反抗的阶级。”(《列宁全集》第1卷,第362-363页)可见,客观主义不等于唯物主义,更不能用客观主义取代唯物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只要进行历史研究,不可能回避价值评价与价值判断。所谓取消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所以,英国历史学家克拉克(George Clark)强调指出:“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克拉克主编,第31页)

  既然历史阐释离不开价值观和价值评价,而在现实生活中,价值观又是多元、多样的,那么,究竟如何保证历史阐释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这就产生出历史阐释的“价值限度”问题,即价值评价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其合理界限的、有底线的。

  在历史阐释的价值问题上,主要涉及的重点是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关系问题。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不同,事实评价主要是描述客观的历史过程,价值评价则是关于事实价值的主体判断。但这两种评价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价值评价尽管是主观的,但只要价值评价不是偏见,不是主观随意性的主观武断,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一个真正具有价值的评价,必须是尊重事实,以事实为基础的。完全歪曲事实、伪造事实的价值评价,是毫无价值的价值评价。借口价值的多元性来歪曲历史,绝不是严肃的价值评价。所以,从总的原则上来说,在事实与价值关系上,应当是价值服从于事实。这是价值评价最基本的限度。历史阐释力求实现事实评价与价值评价的统一。

  按照这一原则,在历史阐释的价值评价上,应当注意这样一些具体限定:

  一是价值评价的主体限定。历史的价值评价当然需要历史学家来进行,但价值评价的主体不能完全归结为历史学家个人。个人的评价固然值得重视,但因其各种因素的限制,往往会有一定的局限,其评价易于为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所左右。因此,评价主体既要尊重历史学家个体,又不能限于个体,应当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普遍性。从其学科、专业的角度来考虑,评价主体不能只是个体,同时也是群体,其他史家的评价意见同样值得关注,相互吸收借鉴,以形成比较一致的合理评价。从其广泛的意义来考虑,真正的评价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人心向背,是价值评价最好的尺度。违背民意的评价无论如何称不上合理的评价。在这方面,应当正确对待和处理好评价的个体与民族整体的关系。价值观不仅体现于史家个体,而且体现于民族整体;特定的民族有其特定的价值观。有鉴于此,史家对于价值的阐释和所持的价值判断,不能仅仅是个体性的,同时必须反映和代表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史家个体只是民族价值立场的代言人和阐释者。当个体与民族在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上发生矛盾时,常常会因民族的选择和历史的淘选而得以协调和弥合,最终达到统一。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正如张江教授所言,史家个体在某一时期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因为与民族整体价值取向的错位,必然在时代发展中被遗忘和摒弃。只有那些契合民族价值取向的历史和价值判断,才能得到肯定和留存,汇人历史的传续之流”。(张江,2014年b)

  二是价值评价的利益限定。价值评价与利益直接相关。价值的背后是利益,价值不过是利益的文化表达。代表的是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在历史研究中,真正合理的价值评价,反映的不能仅仅是史家个人的利益或某一群体、某些人的利益,而应是历史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及由此形成的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应该成为历史学家价值评价的基本依据。对于这样的评价方式,应当注意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一伙关于历史评价观点的驳斥和批判。鲍威尔一伙把思想与群众、利益对立起来,认为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怀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情况,认为这场革命之所以是不成功和没有成效的,就在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吸引了群众参与,结果启蒙的普遍人类幸福理想并没有实现,革命最后以市侩的鄙俗的专制而告终。马克思透彻地批判了这种论调,认为“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启蒙思想家关于实现人类普遍幸福的思想之所以未能实现,并不是它迎合了群众的利益,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真正代表群众的利益,它把资产阶级利益冒充为全人类的利益,期待在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当然不可能有成效和取得成功。鲍威尔一伙在历史评价上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看到思想与利益的真实联系,以致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对历史作出歪曲的评价。

  三是价值评价的历史限定。这就是在对历史进行评价时,不能仅凭自己的情感、立场主观认定,而是应当看其是否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否体现了社会进步。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如果有助于推进社会进步,就是肯定性评价;如果是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历史进步,就是否定性评价。背离历史进步的价值评价绝对不能是合理的价值评价。据此,在评价上应当坚持历史主义的观点。如对待奴隶制,从现代的观点看,肯定是要受到诅咒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它也代表着一种进步。“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4页)又如对待历史进步的“崇高”与“鄙俗”,也要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不可作抽象的理解。马克思曾举例说,财富在古代人那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人那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相比之下,古代的观点比现代的观点“显得崇高得多”。但是,如果不是表面地、抽象地看,而是放到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来评价的话,“崇高”与“鄙俗”就需要作新的理解了。“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用一种怀旧的、诗意的“崇高”来看待社会发展,必然会作出似是而非的评价,甚至对社会发展作出严重的误导。因此,价值评价不能脱离历史进步。

  历史价值评价涉及道德评价,但又不能归于道德评价。仅从道德上来评判历史,不可能真正揭示其“历史正当性”。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就曾谈到关于历史的道德批判问题。针对海因岑把历史和道德对立起来进而用道德来评判历史的观点,马克思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称海因岑为“道德高尚的庸人”,指出他用所谓公平的道德来评价社会历史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把发展说成是道德上的背弃不过是庸人之见。“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本能上的发育不全完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固守一种陈旧的道德标准来看待历史,自然不可能作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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