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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历史主义何以可能? ——对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同一性难题与罗素悖论的回应
2020年11月13日 11:22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陆凯华 字号
2020年11月13日 11:22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作者:陆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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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s Absolute Historicism Possible: A Response to Gramsci's Problem of Identity in Absolute Historicism and Russell's Paradox

  作者简介:陆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国外理论动态》第201912期

  内容提要:葛兰西将历史唯物主义(即“实践哲学”)界定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而这种“绝对历史主义”否定存在“永恒真理”,强调理论的“历史相对性”。这一界定引出了两个问题:一方面,“绝对历史主义”似乎伴随历史演进陷入无止境的自我否定,无法形成一套稳定的学说体系,即无法达成理论的“同一性”;另一方面,如果坚持“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这一绝对立场,我们似乎会陷入自我悖谬,即逻辑学上的“罗素悖论”。学界对于这两个难题尚未有针对性的讨论,我们可以通过对以下两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想的阐释、提炼与重构,给出回答:一个是A.施密特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共时性”的重构,其有助于回应绝对历史主义理论的“同一性难题”;另一个是齐泽克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社会介入性”与“自我指涉性”的定性,其有助于阐明历史理论的“历史相对性”乃是为其本身给出“知识”与“真理”的条件,而非“将一切真理相对化”,这就跳出了这一理论可能导向的“罗素悖论”。而借助对施密特与齐泽克二人思想的有机组合,我们将找到针对上述悖论的解答思路。

  关键词:绝对历史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

  标题注释:本文系上海市教委“晨光计划”项目“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思想研究”(18CG2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中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2018EZX8001)的阶段性成果。

 

  导言:“绝对历史主义”的同一性难题与罗素悖论

  2009年,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生代学者彼得·托马斯(Peter D.Thomas)出版了《葛兰西要素:哲学、领导权与马克思主义》(The Gramscian Moment:Philosohpy,Hegemony and Marxism)一书,随即引发了西方左翼学界对葛兰西思想的再度关注。尤其在2014年,英国《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杂志围绕《葛兰西要素》组织了一组书评,邀请了诸多当代葛兰西专家评论该书的贡献,并探讨葛兰西思想在当下的理论活力。就在这期书评的卷首,罗马大学教授切萨拉莱(Giorgio Cesarale)对葛兰西最富有创见的“绝对的历史主义”提出诘问:“绝对的历史主义”是否在理论上陷入了自相矛盾?

  众所周知,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贡献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独创性的解释。他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心落实在“历史上”,而非“唯物主义”上。而对“历史”的一味强调,首先意味着理论源于历史,具有人类历史实践的基础;其次,这也提示了理论具有随实践需要而不断自我否定的“历史相对性”。葛兰西为此说道:“作为一种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认为,每一种被看作永恒的和绝对的‘真理’都有其实践的来源,都具有相对的价值”,甚至“在‘实际操作’(in practice/praticamente)中,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乃是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storicismo assoluto)。

  但在切萨拉莱看来,葛兰西在理论上将不得不面临如下悖论:绝对的历史主义的理论一经确立,就势必与其提出的“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这一原则相矛盾,因此这一绝对历史主义无法达到一个完备理论所要求的“同一性”②:

  如果说我们赖以理解历史(及其对象)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并由此总结出一种“完整”(integral)的历史主义,那么这些形式终究无法确定下来,也无法取得任何自我同一性。而如果因其与全部现实的历史本质相矛盾,而无法达到这种自我同一性,那么(历史)科学也将不可能。③

  切萨拉莱认为,葛兰西绝对历史主义的贡献在于,它将他的同时代人克罗齐竭力为之而未能达致的历史主义彻底激进化。这种激进化具体体现在,克罗齐有意避开的论域——实践——被葛兰西重新纳入理论视野之中,这也正是托马斯极力挖掘的“葛兰西要素”(the Gramsican Moment)。而由上述悖论来看,如此这般的“绝对历史主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所遭遇的‘概念陷阱’面前亦无以自免”。

  另一方面,我们若沿着切萨拉莱的思路,还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推论:如果将“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的”这一理论原则套用到其自己身上的话,它就陷入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罗素悖论”。换言之,“理解历史的全部形式都是历史(即相对)的”这一命题自身是否也是一种“暂时的”、“相对的”命题呢?

  事实上,葛兰西在提出绝对历史主义学说伊始,似乎也察觉了上述两个难题的存在:“困难的是,如何让人理解,实践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如此(即对自己持有历史主义的、即相对化的态度——笔者注)。”④但他并未对此做更多解释,我们也未能在葛兰西的其他文本中找到与之有关的论述。⑤

  那么,倘若上述两个悖谬无法解决,是否就意味着,无论是“绝对历史主义”,还是其他类型的历史主义都只能陷入悖论?提出诘问的切萨拉莱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答:唯有黑格尔版本的“高阶历史主义”(high historicism)才能在逻辑上避免他提出的“理论同一性”难题。同时,只要对黑格尔的这一方案稍加解释,也足以消解前一难题衍生出的“罗素悖论”。

  不过,葛兰西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传统虽脱胎于黑格尔,但却不能照搬黑格尔的方案以回应悖论。面对上述悖论,它也处于一种两难之境:一方面,它必须沿着黑格尔的路线坚守对“理性即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否认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成立的前提,即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于是,在黑格尔之后,以葛兰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历史主义将如何应对历史主义的内在悖论,就成了一个难题。

  此后,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上述两种悖论皆为“伪两难命题”,即一种故意将论证引向两难困境的诡辩手法。既然葛兰西已明确表示,我们仅在“实际操作”的意义上对历史唯物主义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因此这一潜在悖论早已跳出了形而上学式的理论探讨,成了实践领域所考虑的问题。这一观点虽说正确,却势必加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另一派学者就认为,由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倾向于将历史问题理解为实践问题,实际缩减了对其理论本身的探讨。⑥而这一倾向无疑是让人担忧的,因为“若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就回到了一种盲目的、不受制于合理性兴趣的行为”⑦。不过,本文认为此类批评并不成立。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主义传统关于历史主义问题向实践问题转换的理论,乃是建立在另一种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二者辩证关系的深刻理解上,而对这一辩证关系的阐发足以回应绝对历史主义的两大悖论难题。当然,为了使这一阐发落实为系统的论证,我们可以借助A.施密特(Alfred Schmidt)和齐泽克(Slavoj i ek)各自关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理论的阐发为论述的“抓手”:施密特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共时性”的重构有助于回应绝对历史主义理论的“同一性难题”;而齐泽克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社会介入性”与“自我指涉性”的定性有助于阐明,历史理论的“历史相对性”乃是为其本身给出“知识”与“真理”的条件,而非“将一切真理相对化”,这就跳出了这一理论可能导向的“罗素悖论”。本文将在随后的论证中具体证明,借助对这二位学者的理论的阐释、提炼与重构,以及对他们思想的有机组合,我们还能更好地补充“绝对历史主义”的理论意涵,并进一步完备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学说。

  一、黑格尔历史哲学的贡献与局限

  首先,我们有必要回顾切萨拉莱眼中的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因为在理论上,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主义学说的地基。也只有以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即“历史哲学”为坐标,才能理解前文所介绍的两位学者何以创造性地对“历史主义悖论”难题作出了回应。

  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历史知识遵循着理性思维发展的逻辑,存在一种不断溢出自身并进而否定自身的倾向,但这一“既是又同时不是”的悖论并不会威胁到历史的理论化过程。因此,对于思维超出自身界限、进而进入自身对立面的这种“内在倾向”及其产生的“悖论”,黑格尔并不像康德那样,将之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以杜绝思维在“二律背反”意义上的“先验幻想”;相反,黑格尔试图将这种悖论体系化。就历史问题而言,这一体系化过程就是将历史社会发展中的诸多对抗与矛盾以理性的方式“体系化”,而其理论成果乃是一门“历史的逻辑学”,它通过对历史进行思想的考量后,将时间性的“量”转换为具有历史内涵的“质”。因此,我们的确可以说,对黑格尔而言,“理性(rationality)之所以是理性的(rational),在于它就是历史”⑧。这一成果为理性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也使得对理性的理解跳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

  但黑格尔哲学体系要求,上述理性与历史的统一有赖于历史理论的整个体系大厦的“闭合性”,换言之,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方法立足于一种“事后性”(Nachtr glichkeit)。在黑格尔那里,唯有体系业已完成,形成一个封闭的“圆圈”后,社会历史中诸多杂乱、彼此冲突的历史要素(及对这些要素的理论化工作)才能以回溯的方式被恰如其分地安放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中。而这一“圆圈”闭合的标志即是黑格尔最具争议的判定——“历史终结于我们的时代”。在黑格尔看来,只有达到了“历史的终结”,我们才能“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继而得到唯一的、完备的科学体系。这一终结不仅规定了哲学(甚至包括宗教与艺术)的可能选择,也标志着人之自由必将实现于现代民主国家的伦理法制之下。这一由“历史终结”保障的“闭环系统”不仅将历史社会中诸多“非理性”的社会矛盾定格于每个业已过去的历史时刻,更将这些“时刻”理解为朝向最终和解这一历史终点的诸个“理性环节”。自此之后,历史主义一方面成为了一个稳固的、继而封闭的体系,另一方面它无须、也不能对自身再采取任何历史主义的态度。因此,在切萨拉莱看来,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是达到了其潜能顶点的历史主义⑨,这体现在“黑格尔既是‘历史主义’的坚定主张者,又是其最不留情的批判者”⑩。显然,马克思主义者无法认同黑格尔关于历史终结于当下的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19世纪的民主制国家并没有成为“自由之定在”;而今天的我们也很难认同,一种基于自由市场与代议制民主的规范性秩序已然战胜了新自由主义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非理性主义与极权政治。因此,“高阶历史主义”的失败根源在于,人类的历史实践并未能带来理论所预期的社会现实,以充当理论架构的叙述起点与终点。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格尔使“历史可理解化”、继而使“理性历史化”的事业就此终止。葛兰西认为:“现代思想(克罗齐与黑格尔的哲学——笔者注)的巨大胜利……正是哲学的历史化及其与历史的同一。”(11)因此,对他而言,既然在黑格尔那里,“作为社会矛盾之表现的辩证法并未随着这些矛盾的消逝而变成纯粹的辩证法”(12),那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人的无产阶级及其哲学就有必要重新从现实中的悖论(即社会矛盾)出发,探索一条新的历史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仍能坚持,所有过去的与现存的事物不仅都具有各自的理性依据,而且它们的理性依据都必须由它们的历史充足性来解答。

  对此,施密特的学说启发我们去寻找一种调和历史与理性(即理论)关系的新思路。借助他提出的“否定的总体性”,我们将在理论上重构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即葛兰西口中的“绝对历史主义”如何在批判“历史终结论”的同时,又能秉持黑格尔的“高阶历史主义”的“理性历史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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