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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西克对实践概念三种变形的批判及创造性阐发 ———种对《具体的辩证法》的新解读
2020年12月23日 18:48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刘贵祥 字号
2020年12月23日 18:48
来源:《社会科学辑刊》 作者:刘贵祥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Kosik's Criticism and Creative Elucidation on Three Kinds of Changes of the Concept of Practice

 

  作者简介:刘贵祥,哲学博士,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 大连 116024

  原发信息:《社会科学辑刊》第20202期

  内容提要: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但是不论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外部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相同。长期以来,国内对《具体的辩证法》有两种典型解读,即文本学解读和存在论解读。这两种解读,因为错失科西克对马克思和海德格尔进行的思想融合的巨大努力,要么使文本学解读变成一种对科西克思想的错误肢解,要么通过存在论解读忘记科西克的落脚点仍然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科西克对实践概念的解读和阐发是一种“海—马互释”式的解读。这种解读的理论贡献是,他从批判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开始,创造性地阐发了实践概念的三个向度及其特点。因此,《具体的辩证法》全书不仅贯彻了“实践一元论”的观点,而且也体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统一。

  关键词:科西克/实践/《具体的辩证法》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ZX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DUT20RC(3)002)。

 

  科西克(1926-2003)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具体的辩证法》(1961年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影响重大。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先后有对该著的翻译、介绍和初步研究,但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批判那种“见物不见人”的马克思主义,科西克又被贴上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标签。进入21世纪的近20年,由于受现象学、存在主义的影响,对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这种新进展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具体的辩证法》作文本学的解读,清理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架构;二是受“以海解马”思想的影响,对科西克作生存论—存在论的解读。

  前者以张一兵先生的解读为主,后者则以新生代的研究者为主。这两类研究皆有可观之处:文本学的解读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存在论的解读为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但是,这两类研究的局限在于,前者受制于研究者本身两种逻辑解读模式,而直接将科西克定位为一个“完整的新人本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后者则对科西克综合海德格尔与马克思的“双向互参”作了对等划分,甚至不敢提出科西克仍然是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1]。本文则认为,科西克尽管深受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但他的观点仍然是坚持和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一元论,做到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科西克区别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以海解马”模式的最大不同。本文就是以科西克对实践三种变形的批判和创造性解释为例,说明他如何借鉴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并将这种实践一元论贯穿于全书并批判性地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

  一、实践内涵的三种变形及批判

  实践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共识。在这一点上,科西克和其他思想家并没有什么不同。科西克也认为,哲学家真正的思想都凝结在一个或几个核心范畴当中,“每个时代的哲学思维都要把它各方面的工作凝聚在一个以后将永垂于哲学史的中心概念之中”[2]。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这个“永垂于哲学史的中心概念”就是实践。他说:“现代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实践概念。”[3]在科西克的语境中,现代唯物主义哲学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人们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石的实践概念的具体理解却千差万别,不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还是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都是如此。科西克对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创新性解释,当然首先要面对各种既有的流俗性解释。对此,科西克的做法是“不破不立”,即通过批判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来阐发自己的实践观。在《具体的辩证法》中,科西克不仅设专章来批判地阐发他对实践的创造性理解,而且将这种实践一元论贯穿全书,用来批判各种现代形而上学。我们先来看他所说的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及其批判。科西克说:

  在非批判的推理中,唯物主义哲学的伟大发现只剩下了实践这一极端重要的观念和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为最高的假定。但是,初始的哲学质疑消失了,实践曾在它的烛照之下被发现,实践这个观念现在只剩下了原则上的重要性。结果,实践概念的内涵发生了变形。不同时代的人们都以各自非常独特的方式去实现和把握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劳动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影响实践概念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是:人们把实践理解为“社会的属性”,同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某种关于“人的社会性”的学说,这是影响了实践概念的历史性变化之一。在另一种变化中,“实践”仅仅是一个范畴,并被当作和认识相关而作为一种认识论的基本概念起作用。在另一种变形中,实践被等同于广义的技术。人们把实践当作一种操作,一种掌控技术,一种处理人和物的技艺。一句话,实践被当作一种操控力量,当作一种将人和物作为质料的主宰来对待和实行。[4]

  在这段重要的话中,科西克首先概括了实践观念的三种变形,即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社会属性、将实践看作一个认识论概念、将实践下降为一种技术性或机械性操作。科西克对实践概念的三种变形的概括和总结非常具有针对性,因为这三种方式至今流行甚至是在教科书中占据主流的理解方式。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三种理解方式的局限及科西克的批判。

  1.机械论的解读模式。这种解读模式是近代科学主义兴起以后的一种解读模式,它将人类的实践看成一种对物的操控力量并强调其客观现实性。凡是把实践锁闭在一种客观物质性活动中的界定,几乎都无法摆脱这种机械论的解读模式。比如李泽厚先生就说:“‘实践’主要讲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这是本源。正是由于制造和使用工具,人才成其为人。而情感、意志等等属于心理学范畴。”[5]在这种界定中,为了突出实践是一种客观物质性活动,实践中人的情感、意志等因素完全被排除,这确实突出了实践的客观现实性特征,但是实践几乎变成了一种机械性的操作活动。

  科西克精熟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内涵和要义,他将这种对实践的理解模式看成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模式,并对其进行了批判:“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或者从操控、操持和支配的实践的观点出发,人们既可以为‘实践’辩护,也可以对它进行批判。然而,在这肯定的态度和否定的态度都未超出‘伪具体领域’,因此永远不能揭示出实践的真实性质。从实践的人和理论的人的区别,或实践性与理论性的区别中,也无法推论出实践的性质。因为这种区分本身是以实践的某一种特殊形式或特殊表象为基础的。它只能表现这种特殊形式的性质,而不能揭示实践本身。”[6]在科西克看来,在对实践的实用主义的理解模式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实践的结果,因而这个实践结果的领域是一个“伪具体的领域”,它表现为各种人的创造物。既然人的创造物是人的实践结果,那么即使是机械操作活动,也已经设定了人的能动性。那么操作性活动的能动性究竟来自哪儿?这其实就进入了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范围,因为实践操作活动的能动性正是以认识能动性为前提的。

  2.认识论的解读模式。这种解读对实践的经典界定认为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在这种界定中,主观的东西不仅包括认识,也包括主体的情感和意志活动,而且主观和客观通过实践联系起来,主观和客观不再是“两张皮”。但是,在认识上,“见之于客观”仍然设定了要以主观为前提。以前的教科书通常就这样界定实践:“实践是社会的人运用一定的工具改造客观事物的现实的、能动的、感性的物质活动。”[7]在这个界定中,实践主体的知、情、意三个维度被社会的人所代替,实践活动被一定的工具所中介,物质性活动被现实性、能动性和感性所限定,它比第一种界定周全多了。但是,实践虽然被加上了诸多特征,但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客观的物质活动。

  科西克抓住了这一点,并对这种将马克思实践观推回到近代认识论的解读范式进行了激烈批判:“难到一切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都没有认识到人具有实践的能动性?一切近代哲学,为了与中世纪经院哲学划清界限,不是都以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的知识和认识形式出现吗?古典历史哲学(维科、康德、黑格尔)不是已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即人在历史中行动着,而他们的行动导致他们所不曾希翼的结果吗?也许,唯物主义哲学只是把先前各个时代分散、孤立的发现(如作为人的行动的实践,实验和工业的实践,作为理性的狡计的实践,等等)集中起来,综合为科学地解释社会的基础?诸如此类的思考只能使我们通过另一途径又回到这个观点上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哲学被扬弃了,哲学被翻译为一种辩证的社会理论。换句话说,实践不是哲学概念,而是社会学的范畴。”[8]科西克的这个批评非常具有针对性,因为他几乎概括了当今教科书哲学的实践观。教科书哲学认为,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现实性三个特点,但是他们仍然以认识的优先性为前提。众所周知,在当代哲学转向中,近代哲学的重心就是从古代哲学追问“世界是什么”转到追问“认识是什么”。认识的能动性是实践能动性的根据,只有在当代哲学中,对“认识是什么”的追问才进一步转到对“认识如何可能”和“认识的中介是什么”的追问,这样才有当代哲学的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等问题。科西克显然是意识到了近代哲学对认识的重视而发问。

  3.人类学的解读模式。这种解读对实践的经典界定是“实践是人特有的存在方式”[9]。这种界定避免了前两种界定的狭隘性。实践不再是只会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实践也不再只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践被放在人区别于万物存在方式的层面来考察。这时,人区别于其他所有存在者的根据在于人以独特存在方式实践,因此,考察人就要考察实践;反之,考察实践就要考察人,这里,人和实践变为相互规定的同一生成过程。实践似乎变得很圆满,它不仅超越了机械论的界定,而且超越了认识论的界定,变成了真正的本体论范畴或人学范畴。然而,肯定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进而肯定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肯定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人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等等,虽然对于对抗物质决定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界定及其衍生界定仍然不足以真正揭示马克思实践观的真正特质。它只是表明,对实践概念的理解已经从近代哲学强调认识的优先性转到强调人的优先性。

  科西克同样对这种人类学的解读模式进行了激烈批判:“哲学人类学不能认识人的本性,因为它把人锁闭在他的主观性(他的意识、族类和社会性)之中,把他完全从宇宙中分离出来。了解宇宙、了解自然事件的规律,同时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了解人和人的特征。”[10]科西克并不反对对人作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界定,因为人本身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科西克认为,人不仅仅是一种主体性—社会性的存在,也不仅仅是社会性—人类学的存在,人还是一种人类学—宇宙学的存在。这种看法,和海德格尔对人类学的批判几乎如出一辙:“人类学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解释,他根本上已经知道人是什么,因而从来不能追问人是谁。……所到之处,人类学所要做的却仅仅是专门对主体的自我确信作事后追补的确证而已。”[11]在海氏的存在之思中,此在是存在的看护者,人虽然是世界的揭示者,但人和世界并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而本真的此在是一种“向着……而在”。这种思维模式,用中国哲学的话说就是“天人不二”,即人在实践中能贯通宇宙,“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德经》)。人揭示世界还呼应世界,在实践中人和世界一体生成。科西克对实践的解读就是将实践和宇宙总体性联系起来。他认为,传统对实践的界定并没有错误,但其限制在社会性和人类学的层面,这是完全不够的。在这个方面,科西克的思想可谓是和海德格尔真正的“双向互参”:他用马克思实践的具体性来注海德格尔存在之思的总体性;反之,又用海氏存在之思的总体性来反注马克思实践的具体性,从而形成他不断强调的“具体总体”的现象学呈现。因而,将科西克界定位为一个“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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