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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城市哲学总问题 ——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解析
2021年01月08日 16:52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作者:刘怀玉/鲁宝 字号
2021年01月08日 16:52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 作者:刘怀玉/鲁宝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General Issues of Urban Philoso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 Analysis of Lefebvre's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作者简介:刘怀玉,南京大学哲学系。南京 210046;鲁宝,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0044

  原发信息:《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20203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唯一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城市哲学思想的经典之作。该书通过“在城市问题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城市问题”两个视野的前后转换,重构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总问题。该书结尾展示出一幅完全都市化的未来人类文明愿景。作为该书结论的拓展,《空间的生产》及《空间与政治》等书又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角度指出城市化与全球化的高度统一性。总的说来,“在城市问题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发现城市问题”这两个视野既有互补,更有张力。列斐伏尔既有把城市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加以“主题化”之功,也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片面“城市化”之过。

  关键词: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列斐伏尔/城市哲学/城乡关系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ZDA020)。

 

  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社会理论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究竟是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社会哲学,还是要让马克思主义的主题“城市化”而形成一种“都市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列斐伏尔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①一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系统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城市哲学思想的唯一专著。列斐伏尔认为,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是寻章摘句的语录体阅读,不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有关城市叙述的条目或者段落的“文本学汇编”,也非阿尔都塞所说的“症候式”(sympt male)阅读;相反,应是一种“主题式”(thématique)的阅读或重新阅读②,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著作作为一个“整体”,在这种整体中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发现和理解、研究城市问题,如何哲学地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

  一言以蔽之,列斐伏尔的焦点意识是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中的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都市总问题(la problématique urbaine)”③。在他看来,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主要缺点是,只是把都市作为工业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或作为工业社会的问题之一来理解与解决,而没有将其作为总问题来理解以往社会与现代世界的各种问题(包括全球化)。经典马克思主义只是把都市作为乡村的对立面来理解,而实际上今天世界之二重化为都市与农村世界,或者二重化为发达世界与不发达世界,只能被合理地理解为都市社会内部矛盾的地理表现。对于全球化世界的同质化、等级制与碎片化现实,应当在完全城市化这个流动着的结构中、从它的空间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自从发现全球化资本主义的秘密在于全球化城市这个“资本的内部空间”之后,“进城的权力”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

  一、在资本主义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道路

  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有多重路径:不仅有马克思式的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而走向现实之路,也有恩格斯式的通过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而发现新历史观的途径:不仅仅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角揭示城市问题,而且要从城市问题的哲学解答中发现微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在1845年强调工业化积累与城市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并且与马克思一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深入到城市社会历史实际,通过对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壮大与城市工人阶级的诞生及其生存现状的考察,先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英国工业社会的不断生成与巩固,使得工业经济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法国政治革命与德国哲学革命的社会基础;然而,当时还没有人系统地描述分析过英国的资本主义,恩格斯是第一个试图这样做的人。不仅如此,恩格斯赋予了都市现象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将城市空间和社会关系当作资本主义爆炸式增长与工人阶级意识到来之间的关键调节器。恩格斯详细考察了伦敦、诺丁汉的纺织城市、利物浦的港口、利兹和约克郡西区布拉福德纺织城以及曼切斯特等,开启了对工业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

  列斐伏尔提出,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一种双重集中化趋势,即伴随着资本集中的人口集中,工厂附近形成一个村镇,劳动力需求增加使得村镇变成了小城市,小城市变成大城市,从而集中了所有的工业要素:工人、交通线路(运河、铁路和公路)、原始材料的运输、机器和技术、市场、交易所。大的工业城市因此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农村地区的工资依然很低,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竞争,好处都被城市夺走了。④集中化使得成千上万的人的力量和效率倍增,为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带来了惊人的社会财富,与之相对应的是工人的牺牲。人类的“原子化”问题在这里发展到了顶点,因此恩格斯引入了“孤立的群众”和原子化的主题以及街道的总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虽然恩格斯谙熟“异化”这样的哲学概念,但不是以抽象的(孤立的)形式来呈现,他是从具体中去理解和把握异化,在生活中说明异化,在社会实践中把握异化。尤其是在《大城市》这一章中,恩格斯对伦敦、都柏林、谢菲尔德、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空间的两极分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现象学式的解剖。资本主义的秩序造成了都市的混乱:隔离(ségrégation),以及中心的解体(décomposition)⑤,它同时掩盖了剥削和剥削的后果。恩格斯出色地论证了,秩序与混乱的这种奇怪的混合如何解释了都市空间,以及这种空间如何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在都市的背景下,直接的剥削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过程倍增为一种间接的剥削,并且从企业(作坊、工厂)延伸到日常生活的全部方面。工人的日常生活环境与条件非常糟糕,恩格斯从居住卫生条件、饮食、健康、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呈现了英国城市工人阶级贫乏、恶劣的生活状况。他认为,导致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结构⑥。恩格斯认为,应该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负责的不是城市,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后期的《论住宅问题》中恩格斯重申了此观点:工人阶级被从城市中心驱赶到边缘,甚至因为住宅缺乏而住在拥挤的贫民窟中,其根本原因不是蒲鲁东与拉萨尔所说的财富分配不公或者法权问题,也不是无产阶级本身的道德素质问题,更不是巴枯宁及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的“国家罪过”,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废除,才同时使得解决住宅问题成为可能”⑦。

  列斐伏尔认为,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城市现实现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式解剖,得出了重要的结论: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人口的集中和生产资料的集中,为工人阶级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现实基础,同时也指出城市成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矛盾斗争的地理中心;由于资本集中与人口集聚,大城市中资本主义发展导致了无产者普遍贫困,为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恩格斯对城市问题的前瞻性分析,开辟了一条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级革命与城市空间的独特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尚存在稚嫩、粗糙的经验描述的味道,把城市问题简单地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但毕竟开启了从现实社会历史经验过程出发研究城市问题的先河,且率先开辟了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与形成的“近路”。⑧应当说,列斐伏尔把马克思主义城市哲学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联系起来,是他的一大学术贡献。

  二、在城市历史中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来源

  众所周知,《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第一章首次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了系统阐述。而列斐伏尔认为:“与城市相关的问题以强有力的方式出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表述之中……马克思所发表的许多论述只有在一种社会背景下才能获得其意义和视野:这种社会背景就是都市现实。然而马克思并没有提及它。虽然在某个决定性的方面上,马克思曾在一两处地方中把这一背景与概念的连贯性联系在一起,但都市现实依然是晦暗不明的。”⑨例如,“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至现在”⑩。基于此,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由哲学的普遍性构成,也不是建立在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的批判改造之上,而是要反对哲学,其在最初的创立依赖于一段直到当时或许今天为止被忽略的历史,即城市的历史。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第一个真正坚定可靠的观点”是“关于城市的总体主张”(11)。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以城市为背景的劳动分工与民族交往的世界历史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城市与乡村的分离问题则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史发展的中轴,它既是理解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的前提又是这种转型的结果。“马克思是……以‘城市和农村的分工’为分析基轴追溯说明世界史的个体即西欧‘资本主义’特质的。”(12)在《形态》中,他们开始基于欧洲经济发展史与分工的发展演变来讨论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形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13)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等自发地形成自然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才真正成为社会分工。某一民族内部的分工一方面引起了农业劳动与工商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14)。在讨论分工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历史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客观分析,初步勾勒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形式。分工的发展、劳动与交换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所有制形式之间存在着关联。他们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15)

  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古代的起点是城市,而中世纪起点是乡村。在古代,政治城市组织、统治、保护、管理、开发着某片土地,其中包括土地之上的农民、村民和牧羊人等。在中世纪这种城乡关系发生了颠倒,封建领主依赖于乡村,他统治着一片不发达的领土。马克思说:“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16)如果说古代的城邦代表封闭的体系,那么新兴的工业化城镇则代表了一种与之相反的生产方式。封建时代的等级关系和中世纪的城镇的共同规范,已经完全被以货币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取代。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成了封建主义社会联系的对立面,工业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对立直接而生动地表现在城乡矛盾之中。随着中世纪城市及其同业公会体系的解体和被取代,“城乡”之间的冲突关系产生了新事物,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内,资本主义和世界市场、民族和国家、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开始出现。

  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城市扮演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角色,孕育出一个走向大工业的历史过程。而大工业使竞争变得普遍,使所有资本转变为工业资本,促进了资本的流通和集中。大工业“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状态”(17)。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随着城市商业活动与交往不断扩大,民族局限性愈益明显,随之地域性的个人生存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其前提是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狭隘的民族分工的逐渐消灭,此时历史也就成为世界历史。“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到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所以“每一单个的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是一致的”(18)。“世界历史与城市一同诞生,它来自于城市并且发生在城市之中。”(19)列斐伏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历史总体革命图景都是在都市背景下发生的,而都市背景本身是从过去“城市”内部限制和界限中解放出来的,进而组成新的社会共同体。城市不是在乡村中终结,而是在乡村与城市共同体超越中终结。

  不得不指出的是,列斐伏尔试图从城市历史入手破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现实思想来源,既可以说是一种发现,也可以说是一种遮蔽,他既掩盖了马克思恩格斯初创历史唯物主义时期的古典经济学背景,同时也暴露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第一个伟大发现复杂语境的片面化理解。

  三、在城市历史比较研究中突破历史哲学思辨束缚

  《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城市》一书对主体、总体、体系、结构、历史等思辨哲学概念均保持高度警惕,而更偏爱从生产方式、差异、重复、再生产、空间、日常生活等角度来理解城市。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公开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观点:“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0)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但是列斐伏尔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具体清晰确定的理论概念,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脱离具体的社会形态来抽象地谈论生产方式概念,会导致一系列无法解决的思辨哲学难题,尤其是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问题。列斐伏尔通过深入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论述,试图还原马克思以上著名论述的特殊内涵。在其中,前资本主义的城市问题成为列斐伏尔瓦解思辨历史哲学窠臼的最重要突破口。只有具体地考察亚细亚、古代、中世纪和商业等几个不同阶段的城市起源、发展、衰落和更替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及其城市问题起源、城市化的独特机制,才能通过城市不同历史时期的形式变化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起源、持存和发展的秘密。这才是活生生的而不是干巴巴的历史唯物主义!“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21)

  为了理解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变,列斐伏尔主张要剔除德国古典哲学留下的有关“人类主体”的思想残余。在他那里,历史的主体不再是集体性的主体、总体的主体或黑格尔式的国家,也不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社会、阶级、无产阶级,而是城市。“对马克思来说,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都附属于一个主体:城市。城市破坏了中世纪封建系统,并同时超越了自身:通过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入到另一种生产方式之中,即资本主义。以城市的视角来看,一切都变得清晰明朗了,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依然如此……城市是一个主体,一种凝聚力,是整个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在展示整个体系的同时也摧毁了它。”(22)城市和乡村关系可以为理解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社会与生产方式的变迁提供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封建城市既是封建主义解体的“原动力”,又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内在助推器。

  列斐伏尔跟随马克思的观点与方法,重新图绘了城市与乡村关系变迁的历史辩证法,概括了三种城市的历史形式。第一种是亚细亚的东方城市,与原始的血缘的自然共同体高度融为一体,就是大农村。在这里,城市不像城市,还带着宗法、血缘关系的东西,共同体是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不可撼动的统治者。第二种是欧洲社会的古代城市形式,即古希腊罗马城市,它们具有二元性:一方面,在雅典和罗马,城市作为私人、家庭而存在,对于家庭的私有财产及其法律秩序,国家是无权干预的。另一方面,私人通过各种法律条文结成共同体,即个人以契约的方式成立了城市或城邦。总而言之,在古代城邦中私有制属于城邦居民,公有制属于城邦,两种形式相互对立。列斐伏尔在日耳曼的部落共同体中发现了第三种城市形式。与古希腊的城邦、小国不一样,这里不再是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农村为中心,最早是军事城市、政治城市,后来是商业城市,继而慢慢衰落了。在这里,有三种所有制的形式:一种是私有制(家庭的,一部分属于耕地),一种是集体所有制,它依赖于所有者的集会(比如祭祖、宗教),而不是依赖于乡村或城市本身,最后一种是公社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后来发展成为城市公社,即以城市为中心形成了独立的法律、管理秩序,这不同于原始社会的公社。在此,人人有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一旦有外来侵略就一致对外。威尼斯这个最早的资本主义城市就是在城市公社的基础上慢慢发展起来的。

  列斐伏尔认为,正是在城市行会或者商业城市中,马克思看到了劳动者和劳动工具的分离将会产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来自于都市行会的解体。”(23)资本主义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生产工具的分离,出现作为单独的自由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者。在剥夺了同业公会工人所有生产资料时,金钱、货币与暴力的运动共同促使了交换价值为自己廓清了历史的道路。

  资本主义起源于城市,城市起源于更为一般的交换价值、商品世界与货币,但前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它并非是同质化的、线性的、单一性的抽象普遍逻辑。“在原始的、直接的、自然的共同体中存在着大量的差异,语言、习俗、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周围的自然也是如此。差异带来了解体,它也来自于解体,这种解体就是原始共同体(部落的、家庭的)的解体,以及建立在废墟、古代城邦和中世纪城市之上的公社的解体,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演化路线,有的走向停滞,有的走向衰亡,有的最终开创了‘历史’并产生了现代社会。”(24)马克思总结出了三个方向:“这三个方向包含了血缘共同体的解体、占有(利用、然后交换)领土的共同体和公社的形式的出现,‘城乡’关系的形成以及这一关系的转变。第一条路线使社会和城市走向停滞。第二条路线使城邦和社会急速地成长,走向辉煌,继而走向衰落。第三个方向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使城市缓慢地成长,但它的未来不会受到明确的限制。”(25)所以“前资本主义”并非指时间上优先于“资本主义”,也不是指从“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历史时间处于同质化的、持续性的同一条线上。只有“前资本主义”的城市社会进入了一种普遍化抽象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当中,我们才能够思考“前资本主义的诸种特殊形式”。因此,被理解为总体性的“生产方式”概念并非是还原论的同质化的教条主义概念:“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26)随着作为政治经济权力中心的城市中货币经济与交换价值逐渐压倒了使用价值,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就不再是首要基本的矛盾,而是开始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矛盾。从此“前资本主义”多样性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差异就逐渐被资本的抽象内化到自身当中,成为资本逻辑内在的差异性矛盾,它最终无法完全被克服而成为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摆脱的危机。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恰恰在于既从当下的资产阶级社会结构出发逆向研究其前提的诸多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把现在当成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与结果。这就是不停地追问历史的前提和具体可能的多重条件,拷问历史所具有的不同发展过程的可能性以及过去人们面对的多重选择为什么会转变为“当下的历史”的必要前提。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这一历史研究方法置入传统的因果线性框架中去看待,从而把它当作是线性的因果性方法。这一点马克思说得很清楚,这是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旦现实的运动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7)。

  列斐伏尔从城市历史发展角度既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途径,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近代城市起源,这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独特贡献,也为他反过来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透视城市本质问题做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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