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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起点
2021年01月12日 09:24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作者:杨荣 字号
2021年01月12日 09:24
来源:《重庆社会科学》 作者:杨荣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Logical Starting Point of Community 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杨荣,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 730000 杨荣(1988- ),男,甘肃民乐人,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道德哲学。

  原发信息:《重庆社会科学》第20204期

  内容提要:何为逻辑起点是一个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对于共同体而言,逻辑起点的澄清,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现实的实践效应。纵观人类历史,作为共同体主要表现形式的“城邦共同体”“国家共同体”和“人类共同体”,无不以“平等”为逻辑起点。之所以“平等”能够作为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深层根源在于自身所要求的“自我”对“他者”的承认、“边缘”对“中心”模式的解构以及“关系性存在”的生成,本质上具有与共同体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在此基础上,当代社群主义、世界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思潮从不同的层面以平等作为逻辑起点对共同体进行了契合时代精神的重构,显示出了应对全球危机的巨大优越性,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更是从理论与实践层面为人类的前途命运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全球发展理念。

  What i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is a prerequisite and basic issue.For the community,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not only has grea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but also has practical effects.Throughout the history of mankind,the “city-state community” “national community,” and “human community”,which ar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e community,all use “equality”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The reason why “equality” can serve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for the community lies in its deep roots in the self-recognition of the “self” and the “other”,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periphery” model,and the generation of “relational existence”.There is consistency with the community.It is on this basis that the three ideological trends of contemporary communitarianism,cosmopolitanism,and Marxism have used equality as a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o reconstruct the commun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pirit of the times,demonstrating the great superiority of coping with the global crisis.In particular,the idea of the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is to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the future of mankind from a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erspective,and to provide a new type of global development philosophy.

  关键词:共同体/逻辑起点/平等/马克思主义/Community/Logical Starting Point/Equality/Marxism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道德哲学基础问题纵深研究”(19YJC720040);甘肃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道德哲学视域下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YB010);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马克思道德哲学研究”(18LZUJBWZY105)。

 

  共同体既具有形而上学的理论特质,也具有现实实践的可能性。当鲍曼慨叹共同体为“失去的天堂”时,却有一大批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尤其是当现代性催生的诸多矛盾与弊病日益凸现,共同体就成为人们应对虚无、探寻出路的不二选择。不论是从现代性层面的审视、社群主义视角的论证,还是从马克思经典文本的挖掘,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都对其做了有益的生发与实质的推进。但是,无论是何种视角与论证都不自觉地遮蔽了共同体建构的一个更为根本和基础的问题,即逻辑起点的问题。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赖以建立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实践活动推进的根基。若逻辑起点被一味遮蔽,可能导致理论生成过程中的内在困境与实践过程中的种种置疑与歪曲。因此,共同体逻辑起点的澄清与深度阐发就成为现今必要而迫切的理论任务。

  一、逻辑起点的“解蔽”

  共同体不是人类精神基因的“突变体”,也不是历史发展至今的“迸发物”,而是“建立在人类全部构想基础之上的”[1]智性结晶体与历史积淀物。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共同体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理论创制:古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近代的“国家共同体”以及马克思的“人类共同体”。正是这三次共同体的理论创制成为规约人类历史发展的思想典范与价值牵引。虽然这三种理论创制的产生有着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倾向,但是其创制的过程都隐性包含了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平等。只不过古希腊时期追求的是“有限的平等”,近代自由主义追求的是“形式的平等”,而马克思追求的则是更为“实质的平等”。

  (一)“有限平等”的“城邦共同体”

  “城邦共同体”是共同体创制的第一次伟大尝试,也是共同体思想的“巨大蓄水池”,每当人类思想濒临枯竭或遭遇困境时必会折返古希腊汲取营养、寻求突破。因此,共同体作为古希腊文明的卓越成就和历史名片享誉后世。如果依据怀特海对柏拉图的评价,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西方民主政治的推进,甚至整个人类民主政治的推进都是对“城邦共同体”的注脚。

  “城邦共同体”的典型代表是雅典,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平等理念的实施。梭伦以“解负令”消除穷人与富人之间尖锐的矛盾,赋予“城邦共同体”成员公民身份,力求中道的平等,允许公民平等参与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克利斯提尼在此基础上强化和扩展了公民大会与陪审法庭的功能,建立“五百人会议”代替“四百人会议”,消除梭伦将第四等级排除在外的限制,使所有公民都有参与其中的权利。伯里克利进一步扩大权利平等的范围,将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分配给了公民大会、陪审法庭和“五百人会议”,保证了公民大会成员应当享有的权利、提升了陪审法庭的地位以及“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权限。正因为如此,希罗多德将雅典强大的重要原因归结于权利的平等,在《历史》中指出“雅典的实力就是这样地强大起来了。权利的平等,不是在一个例子,而是在许多例子上证明本身是一件绝好的事情”[2]。伯里克利也以此称其为雅典人民的“独创”,其他邻邦的“楷模”。

  除此之外,一向以“好战尚武”著称的斯巴达,其实在“城邦共同体”的创制与改革过程中也是以平等为逻辑起点的。最为明显的体现是吕库古为了维持“平等人公社”,重新分配当时的土地,实现了土地占有的平等化,允许“每个人只能靠自己份地的出产而过活”[3],并规定只能够使用铁币以克服贪婪带来的不平等。生活方面实行共餐制进一步打消人们对财富产生的欲望,教育方面孩子由国家统一培养训练,这些使斯巴达人养成平等的意识和崇尚美德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部备受人们冷落的阿凯亚也具有与雅典、斯巴达同样的公民大会、法庭和议事会,践行着平等的民主政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雅典、斯巴达,还是阿凯亚,“城邦共同体”无不以平等作为其逻辑起点。进一步深入分析以此生发的具体制度设计,则可更为清晰地理解其所体现的细致入理的平等关照。

  首先,公民大会作为重要的制度设计,其涉及的平等关照范围之广、作用之大是当时其他具体制度所无法比拟的:第一,存在平等的主体,即公民。公民是城邦共同体民主推进的基石,民主在古希腊时期一般是与平等直接关联的,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在民主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没有公民就没有民主可言。第二,存在平等的空间,即广场。广场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为公共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在这里公民可以平等地分享信息、辩论政事、制定决策。更为重要的是广场如神庙般的严肃,也使一切活动具有应有的法律效力。第三,存在平等的logos,即理性。公民在广场进行提问、辩论和议事的评判标准是理性,不论存在如何不同的观点、想法,只需要提供相应充足的理由说服别人或拒绝别人。第四,享有平等的权利。正是由于上述三方面的平等因素,使得公民在“城邦共同体”具备了享有平等权利的主客观条件。

  其次,共餐制不仅为公民提供了公共用餐的场所,取得了形式上的平等,而且也使共同用餐的公民获得了彼此平等关爱,这种关爱更侧重的是亚里士多德“算术的平等”,即在承认彼此地位平等基础上的相互关爱,而不是一种“比例的平等”,“换句话说,代表着平等人之间的博爱”[4]。

  最后,共有制度消除了穷人与富人之间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城邦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为平等提供了物质基础。对此,尼柯尔斯指出“对于城邦来讲,共有制度是最大的善”[5]。

  当然,如前所述,“城邦共同体”实现的也只是“有限的平等”,外邦人、边民和黑劳士等根本无法享有“城邦共同体”的平等待遇,但是,也正是这种“有限的平等”成为近代共同体所力图改进之处。

  (二)“形式平等”的“国家共同体”

  近代,“国家共同体”的创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创举,其对政治学、政治哲学及政治实践的作用与影响是不可磨灭的。之所以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其深刻根源在于“契约论”的形成与完善。而契约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然状态”的前提预设与理论构想。因此,有学者得出“国家共同体”的重要理论基础是“契约论”,而“契约论”的逻辑起点是“自然状态”,即“国家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是“自然状态”(“国家共同体”←“契约论”←“自然状态”)。不可否认,“国家共同体”与“契约论”有巨大的关联性,可以说,没有“契约论”的形成和完善就没有“国家共同体”的创立,但是将“国家共同体”的逻辑起点“习惯性联想”归结于“自然状态”则是一种理论的错位与学术的懈怠。实际上,“契约论者”在描述“自然状态”的同时已经隐含地确立了其稳固的逻辑起点——平等,即“国家共同体”的逻辑起点是“平等”(“国家共同体”←“契约论”←“平等”)。对此,进行如下几方面的论证:

  第一,人性的预设。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契约论者”设定人性善恶的目的是建立以自我保全为前提的“国家共同体”,但是这种理论的简易模式与论证却不自觉地遮蔽了“契约论者”最为关注的“平等”原则。其实,即使是以“恶”而留名于后世的霍布斯也没有仅仅停留于对人性恶的简单描述,而是将其作为论证“平等”原则的感性材料。他指出,人都具有卑鄙、残忍、妒忌和猜疑等非理性特征,都意欲追求一种满足自身的非理性欲望。但是,事实却是每个人在体力与智力方面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倘使有人体力优越,那么别人也可以通过智力来弥补。在此情况下,人们既不可能征服对方,也不可能消灭对方,很有可能出现双方长期对峙甚至是走向灭亡。为了避免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走向合作是最为明智的选择。与之相反,洛克则诉诸于人性善的立场,指出“自然状态”不是霍布斯所谓的战争状态,而是一种和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为了保卫生命、财产权而走向联合,缔结平等的契约。

  第二,权利的让渡。如果说“人性的假设”侧重论述的是一种“自然的”平等状态,那么“权利的让渡”则侧重论述的是一种“人为的”平等状态。为了消除在“自然的”平等状态下存在的不确定性因素,“契约论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人为的”平等状态,让“权利的让渡”稳固“人为的”平等状态。其稳固的具体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绝对的让渡,二是部分的让渡。霍布斯式的让渡是绝对的,要求所有主体将其权利让渡给主权者,并服从主权者的意志。值得肯定的是,霍布斯设想的起点是平等的,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却引向了专制主义。鉴于此,洛克和卢梭主张让渡部分权利,建立有限政府,确保权利平等。由此观之,虽然二者让渡的形式不同,但都是以确保主体权利的平等为起点的。

  第三,一致的同意。如上面论述,契约的缔结具备了平等的主体、平等的权利让渡,而要让契约的缔结顺利实现则需要主体的一致同意。即既要保证自身享有应有的权利,同时还要避免侵犯或伤害到他人的权利,使之为每个人易于接受与承认,在此就需要一个能够证明其真实性与有效性的标准——法律。洛克认为,法律是以主体一致同意为前提的,它代替了神、君主的权威性与至上性,进而彰显和捍卫主体的平等。卢梭直接将其概括为“公意”,用来表达个体意志与法律意志的一致性,更为深层次的则是个体、他人与法律三者之间的一致性。因为“公意”作为一种普遍化的善良意志,个体自我在遵守“公意”的同时也即是在遵守“他人”的“公意”,即普遍化了的善良意志保证了主体的平等。

  由此,“契约论者”从上述三个方面论述了平等作为“国家共同体”起点的充分性,显示了平等这一逻辑起点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忽视了其必要性,使平等降格为“形式的平等”。其实,对此卢梭早已有所察觉和批判,只可惜他对理论完美性的追求,使其不自觉地陷入一种理想的“创意游戏”。马克思承袭其批判视角实现了理论的软着陆和对共同体的批判性建构。

  (三)“实质平等”的“人类共同体”

  “批判”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也是“人类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抓手。马克思正是以资本主义为批判反思的“蓝本”和“脚手架”,实现自身理论跃升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具有历史前瞻性的科学路径。

  面对资本主义将雇佣关系当作平等的典范加以盛赞时,马克思既肯定其进步性,也洞察到这种“形式平等”下掩盖的“实质不平等”:工人在没有平等享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劳动产品为资本家无偿占有,导致了一种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剥削。赖特认为“要把不平等描述为剥削,就是要表明在不同行动者的收入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形式的因果关系”[6]。当然,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经验层面的“直观”,而是深入到资本主义的肌理进行病理学诊断,指出产生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资本”与“国家”联姻下的私有制。“资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的集中体现,具有自身的独立性与个性、增殖性与扩张性,使得富者越富,贫者越贫。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以法律的合法性和国家的权威性允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现实却是工人并没有私有财产,又何谈侵犯,即本无侵犯的“对象”,又何谈侵犯的现象。由此,平等的虚幻性、欺骗性和片面性已昭然若揭。

  如果说,批判是马克思切入现实的关键,那么,建构则是马克思超越现实的目的。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原子式利己性和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国家观的抽象性。对此,马克思提出,首先应当挖掘人类潜在的具有世界主义平等观的“类本质”,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民族主义边界,平等地享有生产资料,共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走一条复归的道路,构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其次,应当消除阶级与国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通常情况下,人们把这一经典表述阐释为马克思的自由思想,也即只是注重了后半部分的解释,却忽视了前半部分作为前提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后者确实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经典表述,但是如果没有前者,将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极大误解。在这里马克思要求首先要“代替”阶级对立,也即消灭阶级,在马克思看来阶级是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只有消灭了阶级,“代替”了资产阶级的旧社会,才能形成一个联合体。这样的联合体之中人的自由才能得到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作为“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而国家作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会随着阶级的消灭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通过对上述三种共同体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它们具有不同的范围、形式、内涵等,但是在共同体逻辑起点的问题上却不自觉地达成了一致性的见解,即平等是共同体的逻辑起点。然而,如何理解平等却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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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荣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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