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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
2021年02月09日 09:36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唐瑭 字号
2021年02月09日 09:36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唐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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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Spectators Turn into Actors

  作者简介:唐瑭,厦门大学哲学系。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207期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是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此,我们尤其需要进一步认真清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关系中一些未能得以深度理论分析的问题。我们看到,后康德哲学家对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解读是对康德实践理性的进一步发展,但未能达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处理旁观与行动关系中的高度。问题的根源在于,这一解读模式没有突破主客统一的哲学范式,更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在主客体直接统一的基础上理解“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而是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对“旁观者”与“行动者”的关系展开历史发生学的解读。这一方面终结了近代德国哲学传统从非现实历史性视角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解读范式,另一方面从方法论层面提升了处理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哲学理论格局。

  关键词:旁观者/行动者/历史唯物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18CZX005)的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两条研究线索,并表现为理性认识与行动实践能否兼容之争。由此,学界形成了“如何理解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这一问题域,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①与之相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溯源角度,通过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来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的关系,进而形成“近康德”与“近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成为探讨旁观理性与行动实践关系的重要研究方向。然而,不止于此,“欧美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模式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从纯粹的理性模式转变为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统一”②。由此,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不被重视的费希特、浪漫派与马克思的关系问题亦被学者挖掘出来。费希特的“思辨之行”、浪漫派(以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为代表)的“感性之行”,原本是后康德哲学家对康德实践理性的发展,却被当今哲学研究者引入旁观与行动的探讨中,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旁观与行动关系的思考。基于以上判断,本文首先从有限空间中理性认识与行动并存的角度探寻康德“划界”的意义;其次在行动与旁观的错位中重思费希特理论探索的意义;再次从旁观者如何转向行动者的解读视域中发现后康德哲学家的理论症结;最后从社会历史性角度反思历史过程与旁观、行动的关系,并致力于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解决“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难题的理论启示。

  一 思辨之行:从康德的“划界”到费希特的“行动”

  主体是作为一个能动主体参与历史,还是作为一个被动主体旁观历史?这一发问随着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逐步成为哲学家重点关注的议题。当笛卡尔为理论世界寻求确定性的知识论基础时,主体的理性前提被突出强调。但是,这种强调并不一定会给人的行动带来应有的根据与动力,反而“将人视为观察者,或者彻底的理性存在者”③。于是,这类具有理性知识基础的人成了历史的旁观者。

  这一状况到康德那里才有所改观,“在反笛卡尔的视域下,康德将人理解为一个活动的存在”④。不过,康德的理论初衷是捍卫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即从对无限理性的怀疑到对有限理性的划界,进而为有限的活动提供知识论基础。启蒙主义关心的理性问题被“分配”到旁观者的认识过程中,并在认识领域中强调认知“个体”是一个有限的认知主体。由于“个体”的有限性,个体就难以拥有整体的、绝对的认识。认知主体只能在有限的端点去认知,“而不是预知在客体中于一切回溯之先什么就自身而言被给予”⑤。人也因此从绝对理性的旁观者转化成有限空间内的理性存在者乃至行动者。

  不过,康德同时指出,这种自主认识并不意味着没有规律可循,认知仍然是建立在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有其因果性特征可察。“这种因果性就自己在显象中的结果而言展示出一条规则,按照这规则,人们就能够根据其方式和程度来得知该因果性的理性根据和行动,并对该人的任性的主观原则做出判断。”⑥依循这样的理性规则,主体能在行动中表现出自由的行动。

  我们发现,康德在捍卫知识合法性的同时,为人的自由行动进行了“划界”。但后世的哲学家们不甘心停留于此。他们试图把自由的行动引向现象界,引向现实的人类社会实践。在他们看来,康德对认识对象的划界,无疑对自由行动的界限进行了限制。要扩展自由行动的界限,就得突破认识的限制。但是,这样的改造会改变原先设定的边界,或者说,基于特定限制的旁观与行动关系将被重塑。

  对于康德的划界,真正提出挑战的是费希特,他试图从人类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认知及使命的角度来突破这一限制。在他看来,人有着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完成人之使命的任务。然而,人的使命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冲突使得人不能完成其使命。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自在的人由于自身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分离,产生了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就是说,感性总是受到“非我”的支配而不能持续获得自由,自我总是受到外在于自我的力量影响,导致自我的不一致。但另一方面,“人的最高冲动就是力求同一,力求完全相一致的冲动;为了使他能永远自相一致,还要力求使他之外的一切东西同他对这一切东西的必然性概念相一致”⑦。

  可见,这种“自相统一”的“历险”何其艰难!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很难达到同一,只能无限地接近,并不断地基于自我的原则改造“非我”。由此,将“力求同一”作为人的使命显然不可能是个体行为,它不仅在改变着“非我”,它还要改造其他个体,并“从积极的方面决定着社会冲动,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社会的人的真正使命”⑧。换言之,人真正的使命不是为己的,它还要促成社会成员的同心同德,从更高的绝对性角度反思作为“社会的人”能否完成真正的使命!只是,费希特的理论出发点是“人的自由”,他希望不断摆脱本能和感性层面的自由,走向真正理性层面的自由。由是,确定了行动-知识原理的费希特首先将人作为“旁观者”,即人必须理解自身处境,跳出历史之外,把握历史方向,找寻自身使命;之后再作为一个行动者积极投入历史进程,进而把自己融化在整个历史潮流之中。这样,人类的历史既是自由创造的产物,又是理性的必然。

  费希特以自由与理性的统一完成了个体作为历史主体和历史活动之间的关联,即个体必须认识到历史规律并主动把自己置身于历史潮流之中,才能获得其生存之意义。我们发现,追求理性与自由统一的费希特并没有忽视行动,而是基于理性之思去行动。正是基于这样的视角,费希特的自我行动之“自我”就更具普遍性色彩。一旦将这样的自我行动付诸历史现实,行动就成了“行走在地面上的理性”不断展开的一个环节。这又回到了康德之前笛卡尔的立场,即个体成为被理性审视的个体,旁观者的地位却被相应抬高。

  在费希特这里,行动实践与旁观理性的对立反而一再以旁观者面目出场,这有违费希特的理论初衷。一方面,费希特希望通过突破感性对理性、非我对自我的限制,追求人的自由与使命的统一,进而完成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的理论初衷是“自由行动”,只不过他是用知识论话语隐晦表达其行动的愿望。所以,这种“行动”的本质仍是本原行动,或者说,是绝对自我意义上的行动。另一方面,费希特拒斥“行动基于我思”,拒斥将确定性看作知识的必要条件⑨,并在区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基础上理解行动与旁观,就此而言,费希特的思路与康德的思路十分相近。所以,笔者认为,虽然费希特没有简单否定康德之“划界”并回到康德之前的理性主义,但这样的行动终究是一种思辨意义上的“行”,行动的感性色彩没有被突出,“旁观者”掩盖了“行动者”。

  二 感性之行:“从旁观转向行动”的再次出发

  那么,如何才能从“旁观者”转向“行动者”呢?我们看到,仅从费希特的自我行动是很难突破“思辨之行”的;而要从“思辨之行”中突破出来,就要对行动赋予更多感性色彩,特别是从有限主体角度复原行动轨迹。虽然费希特也强调行动,但他的“行动”依旧是一种“思辨之行”,真正的行动并未诞生。如何实现真正的行动,成为摆在德国古典哲学家面前的难题。与费希特同时期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试图从感性行动角度解决“旁观者”如何转化成“行动者”的难题,但这样的理论尝试是否可行呢?

  施莱格尔是德国早期浪漫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从两个方面反思了历史中“旁观与行动”的关系。一方面,他反对仅从理性视角出发来理解行动。他认为,“想要对所有事物加以判断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或一个轻微的罪恶”⑩。若仅从理性视角出发,行动者的行动不仅不可能,旁观者的认知亦是假象。另一方面,他主张从有限性角度把握历史。在他看来,启蒙以降的理论家乐于偏废感性与有限性,导致我们没有从有限性角度去反思历史与理性,进而把握历史中的行动与旁观。

  施莱格尔并不排斥对普遍理性与无限整体的追求,他在主张“综合诗与哲学”的同时,更希望通过感性体验来把握普遍性,从有限性角度来把握历史中的行动与旁观。换言之,他接着费希特的讨论,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旁观者何以转化为行动者”。为此,他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

  第一,基于第一性的确定性知识再行动是否必要?这种确定性立场虽然遭到费希特拒斥,但在他的理论中并没有真正被摒弃。他和其他观念论哲学家一样,从一个独断的命题出发构建体系,并用这样的体系为世界、为所有事物建立基础。可是我们看到,这样的哲学体系屏蔽了历史发生过程中丰富的感性事实,其行动总是从观念体系原理出发。在施莱格尔看来,真正的哲学应该“像史诗一样,总是从中间开始”(11)。也就是说,真正的行动不是从头到尾跟随理性节奏推进,而是从历史过程的中间去行动!或者说,真正的行动并不由行动之外的知性来推动,行动者首先得考虑有限存在者自身的受限性,这种受限性恰恰是主体处处受到局限的自我感觉(Selbstgefühl),正是这种感觉让主体如此渴求无限和知识,并展开有限主体追求无限的行动。

  第二,旁观者的理性是对历史本身真正的旁观吗?费希特虽然强调从社会历史角度理解活动,但在绝对观念论体系中生成的旁观者却忽视对历史本身的审视。为此,施莱格尔试图激活主体感性存在的意义,恢复历史行动者的形象。他认为,如果把历史当作一个客体对待,就会在历史之外生成一个绝对的审视者;而作为有限理性存在者的个体作出任何超越性的、绝对性的判断都可被视为独断。换言之,历史被当作客体的时候,必然预设了一个能够审视全部历史的主体;虽然这个主体想要依靠自己理性能力的不断上升来把握整个历史,但他逃脱不了自身的有限性。实际上,当这个主体认为自己具备了这样的理性能力,或者说,这种理性能够使其把握历史的时候,这个主体的认识水平并没有提高,反而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判断,并把一切历史限定在这个主体所处的知识条件中,进而形成所谓的“知识”。

  所以,作为“旁观者”的实践实际上是有局限的!因旁观者固有的有限性(比如,旁观者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作出某种判断,而他实际上没有注意到自己处在历史之中),便产生了视差之见,即旁观者的“理解”与真实的历史过程发生断裂,旁观者并未因此获得其本应具有的视角。

  施莱格尔进而认为,我们与历史是共生的关系,我们随着历史一同变动或生成。所以,我们不能知性地思,而要感性地活!只有这样,人本真的完整性及其魅力才会突显出来,个体才能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行动者。为了更好地阐释这种从个体出发的“创造者”哲学观,他用总汇性(Universalit t)取代普遍性(Allgemeinheit),进而用总汇性统摄历史中的个体和片段。与之相应,个体的历史活动构成整体性的历史。世界是不断在生成的总汇性,而总汇性又是包含了一切个体的整体,是由个体构成的整体,而且由于个体的不断创造,总汇性自身也在不断成长。

  施莱格尔的理论意图并非只针对观念论,他真正的意图是希望从思辨体系中走出一条行动者创造的感性活动历史,形成一条“感性之行”道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由个体历史构成的总汇性就能突破形而上的束缚,或者说能扬弃“思辨之行”。究其原因,乃在于施莱格尔从感性整体出发的行动很可能走向另一个理论极端。即在整体的“行”中忽视主体活动功能性存在的界限。换言之,这种充满诗性的总汇性的主体活动很可能成为实质性的主体活动,而这一点恰恰被它的后继者黑格尔进一步发挥。

  黑格尔早年从事的自然哲学研究,就表现出不同于机械物理观的、充满生机的、主客统一的整体世界观。在法哲学研究中,黑格尔强调“国家”,就是希望把相互分离的、知性的、自私自利的市民整合为一个统一的、有机的生命伦理共同体。概言之,无论早年的自然哲学还是晚年的法哲学研究,黑格尔都受到这种浪漫主义方法的影响,即在整体性框架中整合主客关系。在这种方法视域中,活动主体即实体,实体即主体,功能性的活动主体变成实体性的存在。然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活动着的人与观念的人总是产生新的对立与冲突,由此“旁观者”不得不再次出场。

  由上观之,“旁观者”向“行动者”的两次转变均以失败告终。哲学家们都希望在旁观与行动的讨论中兼容理性与实践,并能突破理性的限制而为行动开拓更广的空间。但在真正的“行动”中,行动者被旁观者“俘虏”直至“变节”,最终让旁观者占据“上风”。由是,仅仅从行动本身的现实感角度确认行动,仍然无法完成“旁观者”向“行动者”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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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唐瑭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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