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哲学 >> 综合研究
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向度
2021年05月14日 09: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旷三平 字号
2021年05月14日 09: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旷三平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The Futuristic Dimension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旷三平,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衡阳 421001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2011期

  内容提要: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前,未来性曾遭遇历史冻结和直观消解的哲学命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开辟了一条新的拯救未来性之路。第一次把作为自为性、目的性和超越性存在的人及其未来发展置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予以哲学观照,把人类历史生成着的超越意识、自由意识和希望意识纳入现实活动中作出实践理解,从而开启了未来性问题研究的新路径并开创了新的理论局面。可以说,未来性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一个必然的思想延伸和逻辑展开。未来性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求索的意向、实践批判的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情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彰显未来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能够从未来性出发反观和审视历史性、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整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性/现实性/未来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新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的哲学视界具有三重逻辑展开:其一,历史性展开,即走向历史的深处,回溯考察人类历史的发生、演进和变革的过程,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历史性为基准。其二,现实性批判,即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合理性,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现实性为表征。其三,未来性观照,即“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①中预示并实现未来,由此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论断和原理皆以未来性为归旨。历史唯物主义在对历史的回溯考察和对现实的无情批判中怀着强烈的希望意识和美好的未来理想。不妨说,未来性集中表达了历史唯物主义本体求索的意向、实践批判的精神和终极关怀的情结,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能够彰显未来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能够从未来性出发反观和审视历史性、现实性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整意义。

  一、何以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没有使用未来性这一范畴的历史记述,但深入文本所蕴含的思想脉络、语言症候、理论表达、哲学视界和精神归宿中,则可以发现其中展现并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关于未来性问题的提出、拷问和解答所作的种种理论努力与孜孜以求的未来情怀。未来性曾是“历史哲学”话语世界中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均囿于历史唯心主义的论域,最终落入历史冻结与直观消解的理论窠臼。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坚决反对把“历史哲学”的帽子扣到他们头上,坚决反对“历史哲学”式的推演和臆造未来的哲学“把戏”。他们第一次把关于未来性问题的讨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地讨论和解答无产阶级的未来性问题,这种讨论和解答与“历史哲学”和历史唯心主义显然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历史性和现实性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两个重要范畴,具有重要的思想地位,但二者如果离开了与未来性的思想关联,从一定程度来看,其所考察的历史就会陷入迷茫,所关注的现实就会失去方向,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会随之黯然失色。而未来性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正是照亮历史性和现实性问题讨论,以及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一盏明灯。因为只有站在未来性问题讨论的思想高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种种理论问题的讨论才获得完整且最终的意义。由此而言,未来性无疑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具有不容忽视的思想地位。对此可能存在的某些争议,恰恰反证了多年来国内学界过多关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性和现实性研究,而欠缺对历史唯物主义未来性研究的由来之处。笔者认为,从哲学上说,所谓未来性,指的是关于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沿革,以及人类未来命运的一个逻辑概念或理论。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指的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论域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科学地讨论和解答无产阶级和全人类面临的历史走向、社会变局、时代沿革和未来命运的哲学问题。而未来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逻辑生成和理由。

  第一,未来性是历史性展开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思想包含三个基本内容:其一,具有先决条件,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其二,具有历史必然性,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②其三,具有世界普遍性,是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世界的普遍交往中实现的。马克思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③谈到未来共产主义是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中生成时,他说:“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④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范畴,是普遍性在客观历史过程中必然的逻辑生成,它预示着世界的普遍发展和历史的必然进步,是历史进步论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表达。正如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所言:“没有马克思的理论,没有马克思为未来斗争所制定的路线,几乎不可能取得任何的社会进步。”⑤

  第二,未来性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延伸。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是包含着否定自身因素的现实性,它具有否定性和批判性的内在本质。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未来性问题的提出、拷问和解答就是在现实的否定性和批判性中历史地展开的。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⑥但过去的“历史哲学”却总是以抽象的概念“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从未实际地“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⑦以此来看,与“历史哲学”根本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内含批判性的范畴。它一方面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延伸,另一方面又是现实性批判的思想引领,为现实性批判提供了明确的目标、未来的可能和前进的方向。如罗素在他的《自由之路》“可望实现的理想世界”一章中所言:“我们必须寻求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创造精神充满活力,在那里,生活就是一次充满了欢乐与希望的历险,它不再受到保护自己财产并抢占他人所有的欲望的驱使,而由一种进行建设的冲动主导着。……这样的世界可以实现;只等人们满怀希望地去创造它。”⑧

  第三,未来性是实践范畴的基本表征。对于这个基本表征,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早期文本中找到诸多例证。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1)从这些论断中,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谈及实践时提出“自由的理论精神”“内在的尺度”“从主体方面去理解”,旨在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范畴不仅具有客观方面的含义即感性活动,还具有主观方面的含义即理性活动,是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二者结合起来的主体活动,即他所说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12)马克思早年曾想创立一个新的“法哲学体系”,但他曾遇到一个严重的思想障碍,这一“严重障碍同样是现有之物和应有之物的对立”。(13)之后,他明确意识到:脱离了“现有之物”而专注于“应有之物”,二者彼此分离和对立是“唯心主义所固有的”。只有从“现有之物”出发,去获得“应有之物”,也就是从现实出发,去实现未来,才能达致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努力克服思想上的“严重障碍”,为实践逻辑的历史生成提供了一个思想契机。由此,越出既有,达致应有,超越现实,实现未来便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范畴的题中应有之义:实践是客观与主观、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既有与应有、现实与未来二者结合起来的人的崇高生命活动。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显现超越性的范畴,它“从主体方面”显现了实践范畴超越性的基本表征。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14)

  第四,未来性是主体性原则的逻辑表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5)在他看来,人通过自我意识把自己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使外部世界成为自己意识的对象,并通过“有生命的活动”去改变外部世界,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确证自己的本质力量,实现自己的自由目的。在马克思思想的心路历程中,关于人的本质始终没有逸出主体性原则进行讨论和理解,他所尊奉的主体性原则从本体论追问的意义上看就是自由原则,只不过这一原则最初是从关于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理论中导出的。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人作为经验上的肉体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必须按照物质世界所设定的外在尺度行事。外在尺度从客体向度显示人的存在只是一个对象化存在,具有自在性和给定性,处于预成的、定在的和既有的存在状态。另一方面,人又“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16)他遵循自己“内在的尺度”,即人的内在需要和“本质力量的属性”的尺度,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去超越种种“给定的”活动范围,去打破预成的、定在的和既有的存在限制,以不断实现自己理想的、应有的和自由的生存方式。动物的生存方式是一种处于自然界绝对定在之中的本能活动,如马克思所说:“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而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范围存在。”(17)因此,动物没有也无所谓自由,人则在肯定既定对象现实性的前提下,又积极扬弃和超越这一现实性,使之呈现潜在的可能性,并力图把可能性转变为预想的、应有的和新的更高层位的现实性,从中确证自己的本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可见,人的“内在的尺度”实际上就是主体性原则,它从主体向度显示着人从既有到应有、从现实到未来、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历史创造过程,即恩格斯讲的“飞跃”。以此来看,历史唯物主义的未来性是一个表达主体性的范畴,也是一个真正展现人的自由本性的范畴。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不再有任何阶级差别,不再有任何对个人生活资料的忧虑,并且第一次能够谈到真正的人的自由”。(18)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9)

  二、未来性的历史冻结与直观消解

  罗素说过:“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的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20)柏拉图的《理想国》以降,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矢志不渝。然而,至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却产生过一次关于未来性问题讨论的思想“断裂”。

  康德曾宣称:“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是哲学研究计划中必须解决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由知识论来回答和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二个是通过实践理性批判,由道德论来回答和解决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第三个则是通过历史理性批判,由宗教来回答和解决信仰何以可能的问题。其中,康德晚年醉心于宗教学研究,以回答和解决“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集中突显了他的哲学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在批判哲学的后期,康德回答和解决了“人们遵循道德法则做了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之后还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他的宗教意识中,人是“向未来”而在的动物,是“希望”欲求中的存在,而这种“希望”欲求就源自先天的、与生俱来的、超越感性、弃恶“向善的原初禀赋”。(21)或者说,“向善的原初禀赋”为他的理性宗教宣扬弃恶从善、自我救赎和祈愿上帝的内在要求提供了先验的根据。康德通过一系列的先验考察和论证,最终认为“我可以希望什么”就是希望“把自己看做是一个并非配不上上帝的喜悦的对象”或“可以希望成为上帝所喜悦的”(22)人。由此看来,康德回答和解决“我可以希望什么”的问题,使他的哲学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完全被表达为一种宗教式的终极关怀。其实,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曾说过:“希望只是从宗教才开始的。”(23)这使得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曾经做出的评断:“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24)康德把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完全导向宗教信仰的领域,与其说是关注了未来、拯救了希望,不如说是封闭了未来、扼杀了希望,至此他哲学的未来性讨论也就完结了。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讲到:泰勒斯准确“预言过日蚀”,人们就嘲笑他“在仰望和注视星辰时,曾经跌到一个坑里”,“再也看不见他脚面前的东西了”。黑格尔则反过来嘲笑“他们不能自由地跌入坑内,因为他们已永远躺在坑里出不来了,——因为他们不能观看那更高远的东西”。(26)对黑格尔来说,没有仰望星空的人,只是关注脚下的事情,人类是没有希望的,也不会有未来。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诸如“自为的存在”“自由的实存”和“自我意识”等关涉未来性的哲学问题均是在绝对理性的目的论下加以解说的。首先,目的作为绝对理性运动的一个发端和环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26)一样先在地包含了未来的一切属性和状况,包含了历史发展的未来全体,也内含了一种绝对必然的未来发展路线。其次,“目的是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着的概念”,(27)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体对象的直接性、自在性和给定性的自觉扬弃和超越。换句话说,面对不断发展自身的需要与人已有的自在形式无法满足这种发展需要的矛盾,自我意识的进展总是持守一种超越的取向和否定的态度,总是希望满足人的未来发展、实现历史的理想形式和“最高状态”。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世界已是它应该那样,则意志的活动将会停止。”(28)与康德略有不同,黑格尔的哲学似乎具有更为强烈的关注未来的希望意识,而且把未来性的问题真正导向了哲学的解释和论说。但是,这种哲学的解释和论说显然具有理论上的局限性。其一,历史的未来是先定的、预成的,这就意味着历史原本并没有自己的未来,而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实际上被先验地排除了。其二,黑格尔哲学关于未来性问题的解释和论说被严格限定在绝对精神进展的逻辑框架之中,一旦为了满足体系的需要,他必须为哲学和历史确证一个不可超越的终点,人们望着这个终点除了赞叹已无他事可做了。正如柯林武德评论黑格尔历史哲学时所说:“未来对于他是、而且必定永远是一部没有打开的书。历史必须以现在而告结束,因为此外再没有发生过其他的事。”(29)这也难怪黑格尔不屑于对历史的未来进一步发出追问,而宁愿做一只黄昏到来才起飞的猫头鹰。其实,在黑格尔那里,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原本可以是基于辩证法的最好阐明,辩证法原本也可以为他的哲学通达未来提供“革命的”方法和道路。但由于他作为一个德国资产阶级思想代理人的无法克服的理论怯懦,由于他的辩证法是“仅限于观察和描述在历史过程中完成的辩证法”(30)并在他构建绝对哲学的体系中被沦为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或“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31)至此,他必然得出“未来不是知识的对象”(32)的结论,关于未来性的问题在他的哲学中最终被完全冻结了。其三,黑格尔哲学的未来性是在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活动中展开的,也是运用思辨的语言加以抽象解释和论说的,因此他无法理解未来性在“实践批判的”活动中的“革命的”意义。囿于自我意识、思辨语言和抽象概念的世界,未来的可能性通向现实性的客观道路实际上被彻底堵塞了。

  费尔巴哈曾用直观的唯物主义来对抗黑格尔,他主张客观世界只是外在的并通过直观获得的对象事物、“感性存在”和“感性世界”。而他以直观得来的感性形式去认识和理解客观世界,势必陷入单凭观察来描写客观世界的情况中,对其作外部现象的经验描述,根本不可能达致客观世界的内部本质和客观必然性的“历史深处”,也根本不可能认识和把握未来发展的历史进程和脉络。对此,恩格斯说:“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非常正确,不能从太阳总是在早晨升起便推断它明天会再升起,而且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知道,总有一天太阳在早晨再也不升起。但是必然性的证明寓于人的活动中,寓于实验中,寓于劳动中”。(33)由于费尔巴哈的思想是直观的,他同样不能把客观世界“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他对客观世界的单纯直观理解和感性态度必然在历史认识上带着浅薄性、狭隘性和闭锁性的特征。也就是说,他仅满足于、停留于和拘泥于对客观世界外部现象作单纯直观和经验的描述,断然摒弃深入客观世界的内在本质作进一步的理解与表达,进而对客观世界的未来发展进程采取了自觉的、羞于论说的“拒斥”和“回避”的理论态度。对此,他明确说道:“永远不要把将来作为自己的思想和关怀的直接对象。理性地享乐现在是唯一的对未来的理性的关怀。”(34)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无法达到客观世界的内在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彼岸世界”,也无法认识和把握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最终只能取消历史,或把人类史简单地归结为自然史。至此,关于哲学的未来性问题在直观的唯物主义中被直观地消解了。

作者简介

姓名:旷三平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