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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法”何以进入“社会”? ——重思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哈耶克视角
2021年11月25日 15:32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作者:王时中 字号
2021年11月25日 15:32
来源:《南京社会科学》 作者:王时中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How Do the Dialectics Get into the Society? On Marx's Method of Social Research from the View of Hayek

  作者简介:王时中,南开大学哲学院暨政治哲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研究中心教授(天津 300350)。

  原发信息:《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20212期

  内容提要:社会是现实的人的现实的活动,如何表述“社会”的客观性与能动性的双重内涵,是社会研究中的难点。哈耶克在批判“自然”与“人为”二分的基础上,为社会研究构造了“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个“第三范畴”,以此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夸大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所导致的一系列谬误。如果将哈耶克的“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对立纳入近代以来意志主义传统与理智主义传统的互动关系中,则不仅可以揭示哈耶克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意义与限度,还能通过对哈耶克的“秩序形式”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之间相似性的考察,对马克思研究社会的“辩证法”作出更为清晰的提炼与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将“拜物教”批判与“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有机关联起来,不仅有效地克服了哈耶克批判“建构论理性主义”的疲软乏力,而且还为社会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Because the society is constituted with the men's realistic activities,the key point of the social theory lies in the dilemma of formulating the objectivity and motility of the society.Hayek offered the "The Third Category" of Spontaneous order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e Nature and the Artificial and criticized the fallacy of the Constructivism.We can illuminate the meaningfulness and the limit of Hayek's Evolutionism on the tradion of the Intellectualism and the Voluntarism.Meanwhile,Marx's Dialectics could be revealed definitely from the similarity of the form of Value and the form of the Norm.Marx united the critique of the Fetishism ad the Ideal of the Community of Free Individuals,which overcome the weakness of Hayek's Evolutionism and opened up a new way for the social theory.

  关键词:自生自发的秩序/建构论理性主义/辩证法/哈耶克/马克思  spontaneous order/constructivism rationalism/dialectics/Hayek/Marx

  标题注释: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以来科学观念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中国化研究”(19BZX019)的阶段性成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阐述了他自己所主张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相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与封闭性,他所主张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是“批判的与革命的”:“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①《资本论》就是这种“大写的辩证法”。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各种矛盾,而现在已经达到了变动的顶点,即“普遍的危机”。由于这个危机具有广阔的舞台与强烈的作用,“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②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集中关注的是现代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因此,如何提炼与阐发马克思对“社会”的研究方式与表达形式,以推进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深入,是具有深远意义的理论课题。鉴于国内外学界集中于以黑格尔辩证法作为阐释马克思辩证法的参照坐标,本文拟反其道而行之,以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个“第三范畴”的提炼与论证作为参照视角,对哈耶克的“秩序形式”与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的相似性作进一步的考察,以挖掘与激活“辩证法”之作为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论的特征与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为设计的”

  一般来说,社会是指处于特定区域和时期,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享有共同文化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形式。③社会不是某种纯粹自然物的运动,也不是什么“神意”或抽象的精神力量支配的过程,而是“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所谓的“现实的人”,是为了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利用已有的条件,通过实践活动达致自己目的的人;而所谓“现实的人的活动”,不仅包括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社会交往活动与精神文化活动,这些活动的成果还以各种形式积淀下来,并制约着后人活动的广度与宽度。相对于“自然形成论”与“精神创造论”,我们可以区分“社会”的双重内涵:第一层内涵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目的与欲望,且都在尽力追求自己目的的实现,个体的能动性与目的性是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动力;第二层内涵是,社会中人类活动的成果,并没有随着个体的消失而消失,而是通过“社会遗传”的方式积淀并传承下来了。这种成果既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式,也表现为一定的制度形式与观念形式。相对于个体的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这种形式就具有不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这也是以“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的正当性前提。基于此,人们才可以构造社会与历史的规律:如经济学就是对社会历史作出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解释,以揭示人的活动背后的“物质动因”,并赋予其科学的形式;法学则是将权利视为法律赋予的、为实现其利益目的的许可、认定及保障,从而构造人类活动的规范形式等等。这些意义上的“社会规律”因此也具有某种“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性”。

  基于“社会”的双重内涵,从哲学上对“社会”的研究也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是描述社会生活的能动性,二是表征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前者着重的是社会的“人为”特征,后者关注的是社会的“自然”特征。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充分地意识到了“社会”的“二重性”。一方面,就社会的“人为性”而言,马克思将现代社会视为一个“有机体”,认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④。任何将现存的社会当做永恒、必然之存在的论证,特别是有些经济学家对两种制度的区分:“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⑤,马克思将其称为“拜物教”而予以坚定的批判。另一方面,相对于思辨哲学的“目的论”,马克思又强调了“社会”之类似于“自然”的“客观实在性”。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⑥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以实证科学为基础的“机械唯物主义”与以目的论为基础的“思辨唯心主义”,长时间遮蔽了马克思《资本论》对社会之“二重性”的把握方式。特别是以超越唯物论与唯心论为指向的“黑格尔辩证法”及其变种,以“精神科学”自诩,其内在的张力貌似能将各种对立圆融贯通,实则是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消解了马克思对社会之“二重性”的规定性,使得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成为某种兼容“进化论”与“目的论”的抽象的“辩证论”,这就大大拉低了马克思的理论水准。因此,为马克思研究社会的方式构造一种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理论形态,以彰显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理论特征及其意义,便是一个紧迫的课题。本文正是通过考察哈耶克在“自然”与“人为”的二元区分之下对“自生自发的秩序”这个“第三范畴”的构造与论证,以确立一个阐发马克思“辩证法”之作为社会研究方法论的参照视角。

  二、在“自然”与“人为”之间:哈耶克所构造的“第三范畴”

  哈耶克将“自然”与“人为”二分的源头追溯到了古希腊,认为当时的哲学家们将所有的现象界分为非此即彼的“自然现象”(Natural phenomena)与“人为现象”(Artificial phenomena),忽略了处在两者之间的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即那些人为的、但不是人们有意为之的,且一旦创造出来,便不仅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反而获得了客观性的现象,如市场、法律、道德、货币与语言等社会现象。他们既可以被描述成“自然的”,也可以被称为“人为的”。那么,如何为这些新的对象构造一种理论形式呢?哈耶克不无遗憾地指出,长期以来,这个问题要不就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要不就总被视为是人类为了实现某个先行确定的目的而通过“拟人化”的预设,即被认为是某种理性所刻意建构的东西。“不论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先哲,还是此后两千年间承继他们思想的论者,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以明确探究人之行动的非意图后果的系统社会理论,或者一套用以阐明一种秩序或者一种常规模式得以在任何行动者都不曾意图的那些行动当中型构自身的方式的系统的社会理论。”⑦哈耶克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没有接受一种“三分观”,即构造一个相对于“自然”与“人为”的“第三范畴”,在两种现象之间“插入”一个独特的“居间性范畴”,“用以含括所有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并且构成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的非意图的模式与常规情形。”⑧这也是他所主张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也称“内部秩序”“自由秩序”或者“扩展秩序”)的理论动机。与之相对的是一种“建构论理性主义(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进路,这种进路在反对“自然”的实证性时,矫枉过正,认为人凭借理性,就能够“人为”地理解并重构社会,将道德与观念、宗教与法律、语言与书写、货币与市场,视为某人刻意思考而建构出来的,“至少它们所具有的各种程度的完备形式被认为是经由某人刻意思考设计出来的。”⑨哈耶克将“建构论理性主义”传统追溯到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为在此之后的圣西门、孔德、霍布斯、卢梭与黑格尔等,都在这种理论传统的延长线上。与“建构论理性主义”不同,哈耶克称自己所主张的“自生自发的秩序”是一种“进化论理性主义”或者“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语)。简单地说,哈耶克赋予这种理性主义之下的“自生自发的秩序”以如下内涵:

  首先,“自生自发的秩序”不是理性有意设计的,而是“理性所不及”的。“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的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人拥有相关事实的完全知识。正如一个工程师要建造房子,需要掌握所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并拥有足够的力量以控制或操控这些物质材料一样。但哈耶克指出,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行动者面对的是“海量”的事实,因此,每一个人都处于一种“必然的且无从救济的无知状态之中”⑩。对“自生自发的秩序”之理性所不及的内涵的规定,并不是贬低了理性,恰恰相反,是揭示了人的行动中“日用而不知”的事实:“虽然我们不知道经验,但是它们却已融入了那些指导着我们行动的思想图式。”(11)这些理性所不及的对象正是经由无数代人通过各自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与调适而积淀下来的经验与习惯。同时,针对一般人将孔德实证主义与黑格尔观念论视为互相对立的观点,哈耶克另辟蹊径,认为两者都是从目的论的视角来理解历史,“历史因此都被视为已经获得实现的目的的依次递进的过程。”(12)因而这两者均可以视为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相对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历史科学”,也需要突破“经验论”与“观念论”的双重局囿。因为他们要研究的对象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及其能动的生活过程,但这个过程既不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是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13)正是在突破经验论(实证科学)与观念论(旧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我们发现,哈耶克对“自生自发的秩序”的提炼与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构造,具有内在的相似性。

  其次,“自生自发的秩序”的形式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不赞成抽象,不承认抽象概念是因为我们的心智不能够充分把握具体事物的复杂性而必须使用的工具。在哈耶克看来,正是由于否定了思想的抽象性,“建构论理性主义”盲目吹捧“意志”能够超越抽象王国,自欺欺人地认为理性能够直接把握所有的特定细节,进而可以以肯定的方式把握或者左右社会进程。与之相对,哈耶克所主张的“进化论理性主义”则认为,抽象有助于理性达到它在力图把握所有细节的情况下所不可能达到的新境界。规则越是抽象,适用性就越广泛,因而就越具有普遍性。哈耶克进而指出,正是对抽象这一特殊价值的忽视,才使得一大批对抽象理性怀有敌意的哲学流派应运而生,那就是“那些关于具体性的哲学流派、关于‘生命’的哲学流派和关于‘存在’的哲学流派”,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否认知性科学的抽象性,“大肆鼓吹情绪、特定者与本能者,而且也随时准备去支持诸如种族情绪、民族情绪、阶级情绪这样一些情绪。”(14)

  再次,“自生自发的秩序”不是具有特定目的的等级序列,而是包容多元目的的偶合秩序。“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社会的普遍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因此,社会普遍利益的特定的目的高于个人的目的,在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存在一个等级序列,这就是以促进社会的普遍利益作为目的的序列,这个普遍的目的把个人活动整合到某种人为建构的秩序之中。但哈耶克认为,多元的个体具有不同的目的,他们不可能就各自目的所具有的相对重要性达成任何共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无须就目的达成共识,就可以做到和平共处且互惠互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社会乃是一种由多种多样的个人目的支配的社会,而且那些个人目的也不是按照那种对社会成员构成约束的特定等级序列加以排列的。”(15)这种包容多元目的的方式,就是哈耶克所主张的“偶合秩序”(Catallaxy),即那种在一个市场中由无数单个经济体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的秩序。(16)在偶合秩序中,人们在追求各自的利益时,不管是极端利己的,还是极端利他的,“都会有助益于许多其他人的目的,绝大多数人是他们永远不可能认识的。”(17)正是因为这一点,“偶合秩序”作为一种整体秩序才会大大优越于任何刻意建构的“组织”。

  最后,判断“自生自发的秩序”之正义与否的标准是否定性的,而不是肯定性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主张,法律规则是人的意志的产物,人甚至有能力创造正义,因此,客观的正义标准就是实证性标准。而作为“建构论理性主义”之一脉的法律实证主义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将有关正义的问题视为“一个意志问题、一个利益问题或一个情绪的问题”。(18)这种强调法律是由人之意志创制的产物的观点,从霍布斯开始,经由边沁、奥斯汀,直到凯尔森的所谓“纯粹法理论”,其共同之处是均忽视了“自生自发的秩序”之正义标准的否定性特征。哈耶克认为,不存在实证性正义标准的事实,并不能使人们把毫无约束的意志视为唯一的替代方案。在他看来,虽然我们并不拥有评断正义的肯定性标准,但是我们却确实拥有一些能告知我们何者是不正义的否定性标准。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秩序,“正义之理想并不需要决定那些可能被认为是正义的(或至少不是不正义的)规则的具体内容,所需要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一种能够使我们以渐进的方式一步步地否弃或取消那些被证明为不正义的规则的否定性标准。”(19)换言之,对正义理想的追求,并不预设何为正义的,而只是预设了我们知道何者被我们视作是不正义的。哈耶克引用了康德道德—法律哲学中的“绝对命令”这个“深邃的洞见”:康德完全意识到他的绝对命令原则所提供的只是正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一个充分条件,或者说,“它所提供的只是一种我们所谓的否定性标准,而正是这种否定性标准能够使我们以渐进的方式一点一点地消除不正义者;因此,这种否定性标准也就是普遍性标准。”(20)正是基于这个否定性的标准,哈耶克认为,我们只能坚持不懈地消除“伪者”或“不正义者”而努力趋近真理或者正义,却永远不能断言我们达致终极真理或者正义。

  综上所述,哈耶克构造了一个“独立于人的计划、但又是在人的行动之内的偶然生成的自发秩序”,这种秩序具有理性之不及性、形式的抽象性、进化的无目的性与检测标准的否定性等特征。哈耶克所提炼与构造的这个“第三范畴”,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中意义重大。正如有论者所言:“这个范畴所指称的社会现象(自生自发的秩序)不仅构成了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对象,而且还在知识论的基础上标示出了社会理论在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方面和其他各种理论之间的巨大差别。”(21)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形式的抽象性。正如哈耶克自己所总结的:“从熟人社会向开放且抽象社会的过度,乃是一场巨大的变革,因为:第一,开放且抽象的社会已不再是经由追求共同且具体的目的,而只是通过服从同样的抽象规则而凝聚在一起的;第二,不仅这场巨变所产生的那种社会秩序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而且人们为了维续此种社会秩序而不得不服从的那些习得的规则,也往往是与人们的先天性本能相反对的。”(22)关于哈耶克“自生自发的秩序”的抽象性特征,有论者深刻指出:“就这种抽象性来说,它对应的恰是黑格尔曾经批判的那种知性规定。”(23)但对于社会理论来说,将康德意义上的“知性规定”与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规定”进行比较还是过于抽象,因此,我们以下尝试把“进化论理性主义”与“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对立纳入近代以来的意志主义与理智主义的对立之中,以进一步评估哈耶克“建构论理性主义”批判的意义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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