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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海平:后人类主义的挑战
2016年09月20日 15:0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海平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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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以NBIC会聚(即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认知科学的会聚)技术为基础的一种理性哲学和价值观的结合。后人类主义的倡导者莫尔(P.Moore)在《增加我:人类增强的希望和宣传》一书中指明,用新技术强化人体、提升性情、延展寿命,可能使人成为“超人”,然而仅靠技术增强人类并不必然带来福音;如果缺乏与之相匹配的社会建构形式和生命道德观念,希望就会化为泡影。他提出并论证了后人类社会建构的三条原则:永恒发展、个人自主、开放社会。毫无疑问,后人类主义者透过NBIC会聚技术带来的健康革命,预见到了技术与文明的形态关联及蕴含的从社会建构到人性改良的后人类道德前景。当然,它有明显的技术乌托邦色彩,涉及对人的定义、健康之本质、技术之功能、公正之条件等论题的重新诠释。

  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后人类主义实质上提出了需要认真对待的针对生命伦理学四原则(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的全面挑战。

  首先,后人类主义使生命伦理学遭遇人性挑战。后人类主义认为技术支配或改良“人”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使“尊重自主原则”落入“特修斯之船”的困境。一艘海上航行数百年的船,其航行持续的密诀是:只要有一块木板腐烂就会被换掉。那么,当所有船板都被换掉后,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当“人”像物品一样被技术操纵以增强功能或改变性状时,是否需要重新定义“人”的概念?生命伦理学面临在新的技术文明语境下 (后人类时代)如何论证或理解 “尊重自主原则”的困难。

  其次,后人类主义使生命伦理学遭遇了健康需求和健康标准的发展性难题的困扰,生命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面临丧失标准的困难。“永恒发展”设定了人的发展性需求的正当性,当增强目标被设定为健康需求时,作为治疗目标的健康就会被遮盖。为阿尔茨海默病患带来福音的生物医药可用于增强健康人的记忆、思维和行动能力。而当这种增强被广泛使用时,这种药物所激发的增强性的健康需求就会居于首要地位,健康标准甚至会被改写。生命伦理学面临如何排除有害增强以确保某个增强项目符合“不伤害原则”的挑战。

  再次,技术由治疗到增强的功能逾越,使“有利原则”遭遇难以平衡“收益—风险”的难题。按照生命伦理学“有利原则”,在进入“能做—应做”的决策分析时,任何项目均须找到界定有利并权衡利益、风险和成本的方法,否则无法获得公共道德和生物医学伦理的支持。对NBIC会聚技术来说,由于受益与风险的计算受制于技术不确定性和评估时间跨度等因素而难于进行,这就使其“能做—应做”的决策程序陷入困境。

  最后,后人类主义预设让增强的人获得更多机会,这种社会建构的开放性原则有悖于生命伦理学的公正原则。“后人类”社会建构的动机,源自人类增强技术创造的竞争优势,它会加大而不是减少社会不公正。生命伦理学要考虑对什么人应该进行增强,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行增强。其中的挑战在于:必须对人类增强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设置必要的限制,以使之符合公正原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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