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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申白:论西方主流正义概念发展中的嬗变与综合[下]
2018年01月29日 14:38 来源:《伦理学研究》 作者:廖申白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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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自然法理论的重要之处,还在于它开启了另一种讨论正义概念的近代传统——从权利的视角讨论正义的基础、性质与限制的传统,并在这个传统中,孕育了自由主义这个启蒙时代以来最重要的、对西方起着根本性影响的政治哲学思潮。

  近代自由主义关于正义的概念肇端于下面这个基本的理解:正义在于应得,应得首先是个人对其财产的占有权,因为财产来源于劳动;财产的自由权利是优先的权利,是最重要的应得。这是自由主义在整体上对正义给出的解答。梭伦的应得概念在自由主义的讨论中获得了更明确的意义。财产不是因为它是以那种状态存在,而且因为它在起源上同花费在自然无主物上的劳动相联系而是应得的,公共服务是受托维护人们的生命、权利与财产的活动,它应当得到公平的报酬,但是不能够违背其维护这些权利的宗旨。在早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看来,财产权的道德理由是最初的劳动或占有行动。一件物品经过一个人的劳动,那么劳动的结果也毫无疑问的归他自己,在那个状态下没有别的正义,只有通过劳动占有的正义。所以洛克认为,一个人如果通过劳动使共有的东西中的任何一部分脱离它的自然安置状态,就对那部分事物具有道德的占有权。不过洛克还认为,一个人可以合理地将一事物作为财产来占有还需要有另一个道德的理由,即他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可能地使用它来满足生活之需:如果他能够在那件东西败坏之前将它消费掉或将它转变为不会腐败的储藏物,他就可以由于他在那件东西上付出了劳动而获得对它的财产权。所以,劳动与享用能力的限度确定着一个人的应得事物的范围。一个处于自然安置状态未被施加任何劳动的事物不是任何人的财产,一个人不能在败坏之前享用的事物就等于处于荒置状态,就不是他的财产。所以,没有人应得自然界恩惠给人类的一切资源。但是,如果一个人由于才能和天赋而特别能劳动,他就显然有权利占有他能施加劳动并将其消费或转变为不会腐败的储存物的所有那些资源。劳动默认才能与天赋的天然权利。[1]休谟认为,所有物的分离与区分以及这种分离作为制度的稳定和持久的持续,是财产权的起源,正义是伴随着财产制度的形成而产生的,是财产制度的规则系统。所以正义是法律、契约和制度的伴随物,而不是在自然状态中就存在的规则。如果要遵从正义,首先就要尊重财产权,财产权是优先的权利。[2]这种权利对自由主义者来说是最定的一种类似自然权利的权利、一种道德的权利。基于这种从劳动或对无主物的出于消费需要的占有活动产生的财产权,自由主义者也承认通过转让或馈赠而获得的财产属于一个人的应得。国家不能禁止一个人将属于自己的财物赠送给另一个人。国家只能以公共安全的监管者的名义对这种赠与的行为征收适量的税赋。接受者在这个赠与行为发生之后,便具有支配那部分财物的充分的道德权利。这种权利来自那部分财物中所包含的另一个人先前所付出的劳动和占有活动,是从原初的应得中派生的道德权利,这种道德权利,至少按照理论,可以通过转让而产生新的道德权利。

  财产的转让与赠与只有在其所有者愿意的前提下才能有道德的理由:我不愿意,你永远也没有权利得到。所以,尽管在我愿意的情况下我将部分财产转让给你合于正义,我不将它转让给你却绝不包含任何不正义。你或者任何第三方若以权力和道德强制我这样做,就无异于抢劫与欺诈,而抢劫与欺诈是根本违反人们建立一个国家所要维护的正义持有的原则的。这一点是诺齐克等许多自由主义者特别坚持的。帮助的道德理由只有从财产的所有者这里给出,而不是从需要帮助的人们那里产生。在道德哲学家当中,自由主义者最为明确地将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与公道,同基督教的普遍兄弟爱及其世俗形式相应的仁爱品德同正义区别了开来。正义被同制度明确地联系起来。它是一个尊重个人财产权利的制度的德性,是一个人在按照正义的制度而行动时表现出来的德性。其他的德性比如考虑邻人的利益、照顾弱者等等,只是对财产安全的关心得到充分满足之后的个人的私人德性,它不是正义的基本含义。仁爱,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成为正义的外在的、可以听由个人的任意去支配的补充。[3]

  财产权利是优先权利的观念在一部分温和的现代自由主义者中间已经变得有些淡化了。这些自由主义者已经倾向于把权利或自由的本质理解为在某种不同他人的类似行为或活动冲突的范围之内支配人身而不受干涉的行为权利或自由。财产权利至少被区分了它的同生产资料相关的方面和同一般生活资料相关的方面: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权虽然是得到容许的,并且也被看作某种必要的预设,但不被看作一种基本权利。[4] 同一般生活资料相关的财产权则仍然被视为基本的权利,被看作是使个人能够成有一个有个性的社会成员的基础。被自由主义者视为基本权利的东西包括财产权利、人身权利、思想权利。在这些核心的权利之中,自由主义者越来越强调后两种权利的重要性。这在伯林的自由概念中表达得最为清楚。一个人在法律确定的界限之内不受政府和任何他人干涉的支配他自身的行为的自由是自由或权利体系的本质。自由意味着至少有一个最小的范围,一个人可以在其中自由地决定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任何外部的干涉。在这个限度之内,自由始终是免于……的自由。[5] 基于这种消极自由的概念,正义意味着两件事:一是政府或他人对我在我的权利范围的内的事务的不干涉的义务;二是社会可以根据何种原则将这个自由限制到多大范围之内。显然,留在这个范围内的任何权利都可以用应得的正义概念为之辩护。而且,一旦发生关于一种权利是属于这个范围之内还是之外的争论,坚持这种权利属于这个范围之内的一方与反对的一方都需要借助应得的正义概念来表达意见。自由主义的讨论使正义概念所关注的中心从对另一个人或他人的善的关切上转移到对制度对个人人身权利和思想权利的保障的关切上。制度完全是一种人为的设置,它的存在是为着保障这些权利的不被侵犯。在这一正义概念底下,被细致展开的只是被柏拉图表述为不干涉、被亚里士多德表述为守法的消极正义概念,以及亚里士多德具体正义中的分配的正义,因为这些正义尤其同制度怎样维护财产权利的问题相关。正义的概念被极大地简化了。

  自由主义者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上述的权利概念为核心概念的,另一种是以功利概念为基础的。前一种是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者,后一种常常被称为功利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提出了最大功利是行为的正确与否的标准的著名原理,但是功利主义常常因为没有提出分配的正义的概念而为一般自由主义者诟病。然而在惩罚问题上,一般自由主义者的论辩似乎仍然很难胜过主张功利主义者。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与激进的功利主义者并非毫无共同点。比如,他们都倾向于认为惩罚对于正义是必要的,并且,由于他们从法律与制度方面而不是从自然状态的观念说明正义,他们都不认为自然状态下的报复是对于侵犯权利的人进行惩罚的充分基础。但是,对功利主义者来说,惩罚是一种必要的恶,是正义不得不借用来遏制更大的恶的手段。功利主义的立场使边沁能够逻辑一致地提出下述推理。惩罚是否正义取决于作出这个惩罚是否值得、是否必要:在不存在伤害、害不及利,或者伤害必定会得到补偿的情况下,就没有理由对伤害者进行惩罚;在惩罚不能遏制一种较大的恶,并且对它的使用又将增添恶时,它就不值得使用;然而当惩罚有效并且是制止一种较大的恶的基本手段时,它就是有道德理由的。[6]一般自由主义者,或者将惩罚侵犯者视为守夜人国家的被预先确定的责任,或者将它视为人们关于对个人施加限制的契约规则的一部分。[7]与功利主义者在惩罚问题上诉诸目的与后果的做法相比,一般自由主义者为将惩罚与正义概念联系起来所作的论辩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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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廖申白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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