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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易经》:从“鬼谋”到“人谋”
2018年06月30日 23:05 来源:中国经学史》 作者:姜广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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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的形成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它的卦画、卦名、卦辞和爻辞并不是一次完成的。当这些要素全部具备后始形成完整的《易经》。《易传》(十翼)晚出,学者将其合并到原来的《周易》之中,而仍用《周易》旧名。本文所论,只涉及《周易》的卦名和卦、爻辞部分,故直称之为《易经》。

  本文所谓“鬼谋”、“人谋”是借用《周易·系辞下》的话:“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而王夫之则说:“圣人作《易》,以鬼谋助人谋之不逮。”[1] “鬼谋”之义,系占问于鬼神以求决疑定谋。上古占问鬼神的方式通常是龟卜和筮占两种。龟卜的道具是龟甲,筮占的道具是蓍草。《周易·系辞上》说:“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2]刘向说:“龟千岁而灵,蓍百年而神,以其长久,故能辨吉凶。”[3]古人视蓍草和龟为神灵之物,故以其为媒介,通过“灼龟而卜,揲蓍而筮”的方式,与天地鬼神相沟通。[4]

  对于《易经》,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两种意见久争不决。今天我们也许应该重新认识:《易经》到底是“占筮之书”,还是“说理之书”?

  笔者在现实中发现,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它实际存在两个层面的问题:

  一是客观层面。《易经》本身在实际的历史上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作的,还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作的?在我们看来,如果《易经》是为筮占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会像李镜池那样,承认卦爻辞中的一些词句是不相连属的,“若硬要把它附会成一种相连贯的意义,那就非大加穿凿不可” [5]。如果说《易经》是为说理的目的而编作的,那就有两方面的可能,一方面作者利用旧有的卦爻形式来说理,另一方面它之用于占筮乃是被人利用而已。

  二是今日研究者的主观层面。你是相信鬼神和命运的存在,从而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进而肯定《易经》作为“占筮之书”的灵验而信奉之,还是不相信鬼神、命运的存在,从而不承认“鬼谋”的合理性,并由此确定自己的评价标准:“占筮之书”在今天并无价值可言,只有“说理之书”方有价值可言。而直到现代社会的今天,人们(包括学者)对于鬼神、命运的看法还颇为“两极化”,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各说各话,几乎无法交集。有鉴于这牵涉信仰的问题,我们应该容许大家各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不在这个层面上讨论问题。

  本文的观点在于,商代、周初之人重视“鬼谋”,卜、筮兼用,更重龟卜。周初三《易》并用,那时三《易》(《连山》、《归藏》、《周易》)最多只有卦辞,尚无爻辞。这时的《周易》尚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巫书[6]。而自《周易》被系以爻辞之后,它便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易经》爻辞的系定,不仅标志完整的《易经》的正式形成,更显示为它已变成一部结构化的“说理之书”,用以系统模拟、反映“世界之理”。因而由周初之《易》到《易经》的正式形成,可以视之为一种从“鬼谋”到“人谋”的演变。在这个意义上,周人的《易经》文化相对于殷人的卜筮文化而言,是一次理性的飞跃发展。

  一 西周的文化背景与《易经》的形成

  殷商重龟卜,亦兼用筮占,此风至周初亦然。周初之人凡遇重大事件仍以龟卜为主。《易经》虽然可能为西周人的作品,但在传世文献中,我们尚未发现西周人引用《易经》卦爻辞的材料。

  武王灭商后,曾访问商朝遗臣、纣王的叔父箕子,箕子向他介绍了殷商的政治文化经验,这就是《尚书》中的《洪范》篇。“洪范”,意谓大法。“洪范”九畴,其第七个方面为“稽疑”: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

  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

  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

  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

  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

  吉,用作凶。

  这是传世文献关于殷商卜筮制度的最早记录。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殷商文化有尊神尚鬼的传统,凡事有疑即占问天地鬼神。所谓“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是说卜筮已经成为当时的王官制度之一。

  第二、商代贞问虽以龟卜方式为主,但亦同时采用了筮占的方式。这就是说,“揲蓍而筮”并不是周人的发明,它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所谓“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是合并龟兆与卦象而言。前五项讲龟兆的种类,后二项是讲别卦(六十四卦)中的内卦和外卦[7]。既然内卦和外卦的卦象可以同五种龟兆等同平列,那就等于说,商代的筮法可能尚停留在较初级的阶段,还没有细化到“爻”的层面,自然也还没有爻辞。此外,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以本卦为贞,之卦为悔,此种情况也应该只是在卦辞方面进行比较,还没有证据表明此时已有爻辞。

  第三、在有“人谋”、“鬼谋”同时参与的情况下,“鬼谋”始终几乎占有决定性的因素,此点,从下表[8]中看得更清楚:

  王         卿士         庶民         龟         筮         吉 凶

  +         +         +         +         +         大同

  +         —         —         +         +         吉

  —         +         —         +         +         吉

  —         —         +         +         +         吉

  +         —         —         +         —         作内吉,作外凶

  +         +         +         —         —         用静吉,用作凶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凡是龟卜和筮占显示为吉,而有王、卿士、庶民三者之一方赞同者,最终为吉。若王、卿士、庶民三者的意见一致,而与龟卜和筮占的结果相违,那就不能付诸实施。

  周人早期的卜筮制度,与殷商似无大异。首先,箕子《洪范》的思想是被周人接受,并作为《尚书》的重要篇章传习于国学的。从《尚书》的其他篇章看,周初凡有大事需要贞问鬼神,皆采用龟卜的方式。

  《尚书·金縢》篇记载,武王于“克商二年,有疾弗豫”,周公为之祝祷,愿以身代之。并为之龟卜。“乃卜三龟,一习吉。启籥见书,乃并是吉”。这里的“习”,是“因”的意思。这段话意思是说,当时采用三种兆法进行龟卜,先卜夏兆,夏之兆法表现为吉,次卜商兆,商之兆法因之,又表现为吉。次卜周兆,周之兆法因之,也表现为吉。卜人未见占书时,已知兆之为吉,及开籥取占书证之,并见其为吉。

  《尚书·大诰》篇记载,成王称“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即命。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意思是说,武王(一说文王)曾留给我大宝龟,用它可以了解天命,以定吉凶。昔时曾以此龟贞问,得其兆谓:将有大艰难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将不得安静。今武庚果然蠢蠢然而动。……我欲兴戎为休美之举,我卜三龟而并吉。

  《尚书·洛诰》篇记载,周公向成王报告建成周之事,如何通过龟卜为成周选址:“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意思是说,成周选址曾于河朔黎水卜之,又于涧水东、瀍水西卜之,又于瀍水东卜之,所有龟兆则指向洛地。古人龟卜时,先以墨画龟,然后灼之,灼之而显吉兆,谓之“食”,灼之而不显吉兆,谓之“不食”。

  以上三条资料都出自今文《尚书》。由此我们知道,周初凡遇国之大事需要贞问鬼神时,尚采用龟卜之法,而未用筮占之法。虽然传说周公为《易经》爻辞的作者,但周公并未采用筮占的方式。

  《诗经》中有些诗句是专门讲龟卜的,如《大雅·緜》:”爰始爰謀,爰契我龟。”《小雅·小旻》:“我龟既厌,不我告犹。”《鄘风·定之方中》:“卜云其吉,终焉允臧。”但也有些诗句是卜、筮并言的,如《卫风·氓》曰:“尔卜尔筮,体无咎言。”《小雅·杕杜》曰:“卜筮偕止,会言近止。”《礼记·表记》引孔子之语,从制度的层面来解释周人用龟用筮的规定:“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无筮,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诸侯非其国不以筮。”意思是说,龟、筮之为器,可畏敬而不可亵玩。古代大事卜,小事筮。天子至尊,大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然天子亦有用筮之时,如廵守、征伐,亲出而在途,有事则筮。诸侯在国居守,有事则用筮。然出行在他国,不欲人疑其有吉凶之忧,故不用筮。

  又,《周礼·春官·太卜》“太卜掌三兆之法,……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周礼》先言“三兆之法”,言及每一种兆法都有常兆一百二十种。而每一常兆又都有所谓“颂”(类似《易经》的爻辞)十条,加在一起,共有颂一千二百条。这是说,“三兆之法”是非常繁琐的。如果这一资料属实,那当时的龟卜文化可以说是非常发达和成熟的。比照“其颂皆千有二百”的说法,如果当时的“三易之法”已有爻辞,《周礼》应该按照其论述体例说“其爻辞皆三百八十四”。《周礼》没有这样说,我们推测当时三《易》尚无爻辞。

  1993年,在湖北江陵县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秦简《归藏》,其卦名与《周易》略同,卦名下的卦辞,与前人所辑之古书《归藏》佚文略同,而与《周易》卦辞全异。而无论辑本古书《归藏》或出土秦简《归藏》,都没有爻辞。我们相信,在《周易》出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也只是有卦辞而无爻辞。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完整意义的《易经》在此时还没有形成,这种情况是与殷商以迄周初的历史文化背景正相吻合的。

  完整意义的《易经》作为文本流传,其卦爻辞开始被引用是在东周以后。在传世文献中,《左传》、《国语》中有二十二则用《易》(以《周易》为主)进行筮占或论事理的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见当时社会对于《周易》筮占的认同,以及筮占的普及与地位的提高。但有些筮占资料受到了现代研究者的质疑。因为《左传》中许多筮占后来都应验了,说明《左传》作者是看到了这些筮占的实际结果的。研究者怀疑《左传》作者是为渲染筮占的灵验,而故意在《左传》的历史情节中插进这些所谓的筮占案例的。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记载,陈敬仲年少时,“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 之否 ,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预言敬仲的后世子孙将取代姜姓成为齐国的国君,这事后来果然应验。这说明《左传》的成书时代应在陈氏正式成为齐国国君,即公元前386年之后。如果这种分析不误,那说明《周易》的流行或许只在《左传》作者的时代,在春秋时期《周易》未必真的流行[9]。笔者也不相信这类筮占的真实性,这不仅是出于无神论的立场,也由于卜人用了一种程式化的解释,鉴于这种筮占的结果并不具有唯一性,别人在筮占实践中也有遇观 之否 的可能性,那是否会有同样的解释和结局呢?

  虽然《左传》中这些关于用《易经》占筮的材料未必可信,但笔者仍相信在春秋时期《易经》已经开始流行了。这是因为《左传》中涉及《周易》的资料,有些并不用于筮占,而用于论事理,如《左传·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医和引《周易》论蛊疾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 ,皆同物也。”又《左传·昭公三十有二年》(公元前510年)载:“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对曰:“……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 ,天之道也。”这些用《周易》论事理的资料大多集中在春秋末期,说明至少在春秋末期,《易经》已经开始流行了。

  至于《易经》的成书年代,笔者则比较赞同西周后期或更晚一些的意见。《易经》中有“明夷,于南狩”、“南征,吉”的卦爻辞,这与周王朝向南方用兵的史实有关。“南征,吉”或影射周宣王时之事。[10]

  《谦》卦六五爻辞:“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周天子对远近用兵只称“征”、称“伐”,从来不用“侵”字,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所谓“侵”。“侵伐”二字反映的是诸侯间的侵境攻战的战争特点。而西周之时,诸侯间的侵境攻战不仅少见,且为舆论所不容,所以这一时期应该不会有“利用侵伐无不利”这样的说法。[11]

  除了上面举出的理由外,还有一个软性的,但却是重要的理由,即《易经》卦爻辞虽然没有阴、阳对立的观念,但六爻的结构及其意含却有极为强烈的阴、阳对立的观念,乃至阳大阴小、阳尊阴卑的观念。此种观念体现在六爻结构中,却未形诸于文字,正反映西周后期阴阳学说方兴未艾的历史背景。

  笔者曾撰有《“文王演<周易>”新说》[12]一文,该文指出由于数字卦的发现,证明殷商之时已有重卦,故文王重卦之说已不可信。因之笔者提出一种新的假说,认为文王所演之《周易》,当是韩宣子聘鲁所见之《易象》,此《易象》类似于今本《周易》中的《大象传》,它只是讲内卦和外卦之间的关系,并未细化到“爻”的层面。笔者并大胆推测,那个《易象》很可能早于系有卦爻辞的今传本《易经》。今天笔者仍坚持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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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广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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