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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尚书》今古文真伪新证 ——战国楚简《缁衣》所引古本《尚书》的资料价值
2018年06月30日 23:05 来源:《中国经学思想史》 作者:姜广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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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秦,统一天下是儒家和法家都追求的目标,然而儒家“以德服人”的理念和法家“以力服人”的理念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和斗争,儒家所据以立论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人典范,这些圣人典范的事迹集中记载于《诗》、《书》等儒家经典中,这些经典被先秦儒家反复称引,其目的无非是宣传儒家的“德治”理想。秦国采用法家的政策统一中国后,儒家学者试图将秦王朝引向“德治”的轨道,屡屡称书引《诗》、《书》,讲先王之道,结果招致秦王朝的法家势力的极大反感,遂发生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的建议,颁布焚书令:“非博士官所藏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1]当时在儒家六经中,《周易》作为卜筮之书不在焚禁之列,其他经典如《诗经》、《春秋》虽亦同遭焚禁的厄运,或因学人记诵,或因博士所藏,还是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尚书》相比其他儒家经典而言,却成了最为残缺的经典,也正因为如此,这部书在篇目、真伪、传承等方面成为两千年儒家经学史中歧见最多的一部书。

  清儒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标志尚书学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但仍有些问题迄无定论,有些见解和结论也有待进一步检证。龚自珍说:“《尚书》千载如乱丝。”[2]皮锡瑞说:“《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人皆知之,而未有一人能分别不误者。”[3]《尚书》今、古文之分之所以千载难明,一个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真《古文尚书》的直接资料,学者仅凭一些间接的资料作出某种推论,因而不免言人人殊,莫衷一是。近年《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相继出版,其中引用的《尚书》文句,可以视为古本《尚书》的内容,虽然数量还不多,但已能帮助我们对于尚书学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今文《尚书》的来历、篇数与流传过程

  (一)《尚书》书名

  关于《尚书》书名,历史上曾有过多种解释,而纬书《尚书璇玑钤》说:“《尚书》篇题号,尚者,上也。上天垂文象,布节度。书也,如天行也。”这显然是神化《尚书》,受此影响,郑玄也说:“尚者,上也。尊而重之,盖言若天书然,故曰《尚书》。”[4]

  实际上,先秦文献皆称《书》,不称《尚书》[5],至汉儒始称《尚书》。刘歆说 :“《尚书》直言也,始欧阳氏先名之。”关于“尚”字,《春秋说题辞》说:“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说:“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孔颖达说:“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此数家之言,为《尚书》书名之正解。

  (二)汉代尚书学缘起

  关于汉代尚书学的缘起,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前?年)《史记》记叙的最早且最具权威性。《史记·儒林列传》:

  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在秦王朝的高压统治之下,曾经做过秦博士的济南伏生成为尚书学存亡继绝的关键人物。伏生名叫伏胜,汉代习惯称儒者为“生”,“生”也就是“先生”的意思,是对有学问的人的一种尊称。[6]当秦朝禁书的时候,伏生将《尚书》藏于屋壁之中。秦末发生战乱,伏生被迫流亡。等到战乱结束,新兴的汉王朝建立,伏生返家后发现先前藏于屋壁中的书,已经亡失数十篇,只剩下二十九篇。汉文帝(公元前179~前157年)时,欲征召能治《尚书》的儒者,其时唯有伏生能治《尚书》,而年九十余岁,不良于行,朝廷只好派掌故晁错(即朝错,公元前200~前154年)往受伏生《尚书》,晁错以所录《尚书》二十九篇入奏朝廷。这二十九篇原本是先秦古书,因在传授过程中以秦汉通行的隶书写定,被学者称为今文《尚书》,以别于后来发现的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

  《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卫宏《古文尚书序》云: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

  卫宏是东汉初人,其时代上距汉文帝时代近二百年,如何此事知之独详?其时古文学家杜林得漆书《古文尚书》传卫宏,《古文尚书》方兴未艾,卫宏《古文尚书序》即作于此时,其语似有意贬低晁错所录之今文《尚书》,因而引起今文经学家的不满。皮锡瑞《经学通论》反驳说:“《史》、《汉》无伏生使女传言之事,古人书皆口授,即伏生老不能口授,使女传言,亦有藏书可凭,何至以意属读,其时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晁大夫何至不知者十之二三。宏荣《古》虐《今》,意以伏生所传,全不可信,伪孔以为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正用卫宏之说,而更加诬,不知《史》、《汉》明言得二十九篇,则失本经之说不可信。”当时伏生如何教晁错,已无从考证,但这里确有一个“古文”今读的问题。以今日所见战国楚竹书看,其字体与隶书有极大差异,且多奇异字、假借字,若无经师说经,则古文睹面不识,其不知者当不只十之二三。晁错身为掌故,且为人峭刻求真,有伏生及山东诸大儒为师,明师高徒,所录之《尚书》应为“今读”的最好本子,可以断言。

  《尚书》是关于尧、舜以至秦穆公大约两千年期间的重要历史资料,如果没有伏胜传承《尚书》,中国的上古史中就会留下一大块空白。鉴于伏胜对传承中国文化的巨大功绩,后来曾有人提议,应该用黄金为他铸造遗像。[7]

  (三)今文《尚书》的篇数及流传过程

  关于今文《尚书》的文献可靠性方面,历史上很少有人提出质疑,但关于今文《尚书》的篇数及其流传的过程,却有不同的传闻。先是西汉末期的刘向(公元前77~前6年)《别录》称:“武帝(公元前140~前78年)末,民有得《太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继有东汉初期的王充(公元27~97年)《论衡·正说》曰:

  《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关于尚书学问题,原始的资料本不很多,有些资料来自道听途说,传闻失实,而笔之于书,遂启后世纷纭之论。以王充这段话来说,所可质疑之处甚多,如他说伏生抱《尚书》百篇藏于山中就不合情理;还有景帝(而不是文帝!)遣晁错往受《尚书》;晁错(而不是欧阳生!)传授《尚书》于倪宽等等,其事皆与《史记》、《汉书》所记不合。我们认为,讨论《尚书》这类问题,当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等正史为准星,司马迁、班固皆为良史,见闻广博,且能去伪存真,所用资料较为信实可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司马迁所处之时代,上距汉文帝年间不过几十年的光景。而王充则在司马迁一百多年之后,且身在民间,所得不免传闻失实。不过,王充所言河内女子献《尚书》一篇之事,当时诸大儒皆无异辞,如马融《尚书传·序》说:“《太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赵岐注《孟子》云:“今之《太誓》,后得以充学。”王肃《尚书王氏注·序》云:“《太誓》近得,非其本经。”《泰誓》既然后得,那么,它与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的分合关系如何,于是而有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究竟是二十九篇,还是二十八篇的持续讨论。对此,学者的见解大体可以分为如下三种:

  1、伏生所传原为二十八篇,合后得《泰誓》为二十九篇

  (1)王充所论已如上述。

  (2)《隋书》:“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

  (3)宋熊禾、清翁方纲、王引之等人持此说。

  2、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为《书序》

  (1)朱彝尊《经义考》说:“《史记》、《汉书》俱称伏生以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司马氏、班氏,古之良史,不应以非生所授之《泰誓》杂之其中也。……窃疑生所教二十九篇,其一篇乃百篇之序。”又说:“陆德明云:汉宣帝本始中,河内女子得《太誓》一篇献之,与伏生所诵合三十篇,汉世行之。则今文《太誓》原置二十九篇之外矣。”

  (2)陈寿祺《左海经辨》略同此论。

  3、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诰》由《顾命》篇中分出

  (1)龚自珍《大誓答问》以为,伏生所传原为二十九篇,其一篇《康王之诰》本不合

  于《顾命》。

  (2)皮锡瑞从此说,以为《史记·周本纪》云:“作《顾命》,作《康诰》(即《康王之

  诰》)”,则史公所传伏生之书,明分二篇。其后欧阳、夏侯乃合为一,搀入后得《大誓》,而仍为二十九篇。

  我们以为,同一位太史公,既然在《史记·周本纪》中将《顾命》与《康王之诰》作为两篇,那他所言伏生《尚书》二十九篇中就不应该包括后得的《太誓》了。当初《史记》、《汉书》言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并未言具体篇名,由于记叙过于简略,使得两千年来学者纠纷不已。然而无论说二十九篇也好,二十八篇也好,实际上,伏生所传的《尚书》内容在后世流传中并未减少,只是篇章分合略有不同而已。而后得之《太誓》,东汉马融等大儒已辨其伪,后又亡佚,这似乎表明《太誓》一直未并入伏生所传篇章之中,否则何以单单此篇亡佚了呢?伪《太誓》倏然而出,倏然而亡,学者把它当作小插曲忽略可也。无须更作二十九篇、二十八篇的哓哓之争。

  (四)今文《尚书》的篇目:

  依龚自珍等人见解,将伏生所传《尚书》二十九篇,即后世所说的“今文《尚书》”的篇目列之于下:

  《虞夏书》四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五篇: 《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

  《周书》二十篇:《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 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 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费誓》、《吕刑》、 《文侯之命》、《秦誓》。

  (五)今文《尚书》的传承与分派

  伏生尚书学的两个传人是张生和欧阳生(字和伯)。欧阳生授倪宽,倪宽授欧阳生之子,世世相传,至欧阳生曾孙欧阳高,其尚书学在汉武帝时被立于学官,此即今文《尚书》的欧阳氏学。伏生的另一门人张生传夏侯都尉,其学在夏侯氏家族内传授,传至夏侯胜而名家,此即今文《尚书》的大夏侯氏学。夏侯胜授其侄夏侯建,夏侯建又受学于欧阳派的欧阳高,其学风与大夏侯氏学有了明显的不同,因而自开学派,此即今文《尚书》的小夏侯氏学。大、小夏侯氏学在汉宣帝时也被立于学官。伏生所传今文《尚书》长期成为尚书学的大宗,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其后学的三个流派皆被立于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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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广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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