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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辉:“实学”考辨
2018年06月30日 23:06 来源:《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 作者:姜广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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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关于“实学”概念的使用,始于近十年对明清学术思潮史的概括。关于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本世纪以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概括:1,反理学思潮;2,早期启蒙思想;3,经世致用思潮;4,个性解放和人文主义思潮;5批判总结思潮等等。到了本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使用“实学”概念来概括明清的学术思潮,并且以为,“‘明清实学’这一概念,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杜撰,而是明清时期进步思想家普遍用以说明和概括自己思想和学说的范畴”,并因而把“明清实学”看作“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桥梁。可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宋代已有许多学者使用“实学”概念,于是“实学”研究向上推至宋代,“桥梁”说的论断也就不攻自破。不仅如此,在对“实学”概念的解释上也出现了难以圆融的情况,学者关于“实学”的定义言人人殊,莫衷一是。

  为了清理“实学”一词所带来的混乱,我们首先必须弄清这样两个问题:一、”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是什么?二、怎样概括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更为合适?第二个问题意味着对明清学术思潮的概括要重新回到诸种概括并存的起点。这个问题留待以后专文讨论。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实学”概念的历史内涵。

  一

  “实学”概念不仅见于古代学者文集中,也见于古代史书当中,二十五史属官修正史,它关于“实学”一词的用法,应该符合当时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二十五史中“实学”意义的演变,也是反映历史上“实学”意义变化的一个缩影。下面我们对二十五史[1]所见有关“实学”字样的资料作些分析。

  (一)“实学”概念缘起。

  历史上一个概念的提出和沿用,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蕴。那么“实学”用语是怎样形成的呢?

  “实学”一词,在二十五史中最早见于《旧唐书·杨绾传》,在征引正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实学”概念提出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唐代科举制度以明经、进士二科为主干。明经科重帖经与墨义,在于测试考生对经传的死记硬背功夫;进士科重诗赋,主要测试考生的文学才华,因而进士特别受到社会的尊重。孔子曾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4] “文”与“质”之间形成一对矛盾,但在孔子那里,则更重视内德的修养。可是,自魏晋六朝以来,社会崇尚文学之风日盛,至唐代则主要以诗赋声律取士。并且唐代铨选制度中规定可以“投牒自应”,允许“自举”、“自进”。这样一种选举制度产生了许多流弊:以诗赋取士,“不切于政”,唐玄宗时,洋州刺史赵匡曾上《举选议》,列举科举十大弊病,其中讲到考试不求治国之才,专取诗赋之工丽,“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故当官少称职之吏”。而一般士人“交驰公卿,以求汲引,毁誉同类,用以争先”。士人走门路,拉关系,成为风气。门阀世族则把持选举,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朋党。[5]正是针对唐代科举制度这些弊端,杨绾才提出改变现行科举制度,以“实学”取士的主张。

  (二)“实学”的指谓。

  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书,批评当时文人“争尚文辞,互相矜炫”、“祖习既深,奔竞为务”,同时也批评“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因而请求并停明经、进士科,按照古代察举孝廉的办法,选拔那些“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义,才堪策试者”。其奏疏说:

  取《左传》、《公羊》、《谷粱》、《礼记》、《周礼》、《仪礼》、《尚书》、《毛诗》、《周易》,任通一经,务取深义奥旨,通诸家之义……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取堪行用者……所冀数年之间,人伦一变,既归实学,当识大猷,居家者必修德业,从政者皆知廉耻,浮竞自止,敦庞自劝,教人之本,实在兹焉。[6]

  杨绾的建议得到了许多朝臣的支持,但翰林学士等则认为“举进士久矣,废之恐失其业”。于是诏令明经、进士与孝廉并行,[7]从杨绾的上书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所谓“实学”乃是就培养和选拔人才提出的,它主要是针对唐代以诗赋取士所形成的“浮竞”风气而言的,它的内容包括:一、通经;二、修德:三、用世。它规定了以后所谓的“实学”的理论框架。由于杨绾的建议并未得到彻底贯彻,诗赋、帖括取士与“实学”取士并行,因而有后世所谓“实学”与词章之学的长期抗争。为了说明此点,我们再征引一些资料。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胡瑗的湖学教法在书院中立经义、治事二斋,讲究“明体达用”之学,以抵制词章之学。由此可见胡瑗“实学”的内容也不外是通经(“经义”)、修德(“明体”)、用世(“治事”)三项。所谓“湖学教法”也是就教育制度的改良而言的。

  《元史》卷一四八《董俊传》载:元世祖时,朝廷君臣议设取士科,董文忠奏对:“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由此看来,治经,讲孔孟之道,修身治国就是“实学”,这里“实学”的范围也不外通经、修德、用世三个层面,“实学”同样是与“诗赋空文”相对的。

  《明史》卷一四三《程本立传》:“本立少有大志,读书不事章句。洪武中,旌孝子,太祖尝谓之曰:‘学者争务科举,以穷经为名,而无实学。子质近厚,当志圣贤之学。’”有“穷经”之名,而无德行之实者,不谓之“实学”,这里“实学”专指内在的道德品质而言。

  《清史稿》卷一O六《选举一》,顺治皇帝谕礼部曰:“帝王敷治,文教为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学子,由理学、道德、经济、典故诸书,务研求淹贯。明体则为真儒,达用则为良吏。果有实学,朕必不次简拔,重加任用。”以经术为本,理学、道德、经济等“明体达用”之学即是“实学”。

  《清史稿》卷一O九《选举四》载:“乾隆元年,御史吴元安言:‘荐举博学鸿词,原期得湛深经术、敦祟实学之儒,诗赋虽取兼长,经史尤为根柢,若徒骈缀俪偶,推敲声律,纵有文藻可观,终觉名实未称。’”乾隆时期是清代鼎盛时期,加上乾隆皇帝本人对诗赋之爱好,“诗赋”不再与“实学”对峙,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词藻、徒具形式的文体。这一时期,桐城派古文流派兴起,主张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词章之学开始受到肯纳,但仍不时受到排摈,尤其是咸丰年间经历列强侵略,清王朝要培植国本,思以实学振励士人。《清史稿》卷一O六《选举一》载:“同治初元,以国学专课文艺,无裨实学,令兼课论、策。用经、史、性理诸书命题,奖励留心时务者。”《清史稿》卷一O七《选举二》载:“光绪丙申、丁酉间,各省学堂未能普设,中外臣工多以变通整顿书院为请。诏饬裁改,礼部议准章程,并课天算、格致等学。陕西等省创设格致实学书院,以补学堂之不逮焉。”晚清政府改良教育,将旧式书院的教育方法变通而为新式学堂的教育方法,并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增加西学的课程。晚清儒者对“实学”的理解,虽然范围有所扩大,但仍未突破经史、修己、用世这三个方面的理论框架。

  (三)什么不是“实学”?

  “实学”的指谓既然如上所说,那它的对立面是什么?第一,从唐代宗开始一直到清同治年间,“实学”基本上与“诗赋空文”相对峙;第二,由于“实学”有通经、修德的自身规定,诸子百家之学被排在“实学”之外,如《清史稿》卷九十八所说:“崇经义,屏百家浮竞,敦实学,人知兴行。”由此可见,实学即儒学。第三,“实学”要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把“经义”当作“套类”,而无德行之实,也不能称为“实学”。如此说来,也不是所有的儒者之学都可称“实学”,只有“真儒”之学方可称“实学”。

  上面我们对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二字的主要资料作了诠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再作些理论分析。二十五史中有关“实学”概念的资料共计44条,最早一条出自唐代杨绾。在我们未穷尽古代文献之前,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正史之外的文献中还可能有比杨绾时更早的“实学”资料。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杨绾所谈的“实学”与培养、选拔人才的取士制度有关,并且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后世所谈的“实学”也基本上围绕着这样的问题,因此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饧绾所说“实学”,就是“实学”概念的起源。从唐代杨绾至晚清,“实学”的意义并没有本质性的变化,并且一直得到官方的支持。

  为什么“实学”主张出现于唐代,并一直为统治者所支持,这是我们需要加以探讨的。在我看来,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教育与政治的反差。唐以后的学术界经常有“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的批评。“所学”是就教育而言,“所用”是就政治而言。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官吏要从士人中选拔,而士人为了应举,就必须习学帖括与诗赋,但通过帖括与诗赋考试所选拔的人才,大都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虽然唐以后各代试图对此有所纠正,但一方面国家本身要通过科举考试遴选一批能起草诏书、制诰的文学之士;另一方面,考生要歆动考官,首先就要文笔出色。这样“以诗赋取士”的方式虽然总在被矫正,却又总不能被克服。

  笫二,诗化精神与实际事务的反差。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士”为四民之首,社会上因而逐渐悬浮出一个庞大的有闲文人阶层,他们创造出了一种灿烂的文化,我们姑且称之为“诗赋”文化。这种“诗赋”文化至唐代以后发展为一个个巅峰。历代朝廷君臣以至一般士人,抒情咏怀、游历交际、四时佳兴、宴飨庆吊,甚至案狱判词,往往皆以“诗赋”形式出现,所以古代中国也可以说是具有“诗化精神”的国度。在文人圈子中,无诗不成雅趣,“诗赋”几乎成了他们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但诗人的浪漫、超脱性格与处理实际事务所需要的勤谨、周密乃至不怕琐碎的品格显然是不协调的。从选拔“干济实事”的政治人才的角度考虑,当然这种“诗化精神”越少越好,但这种“诗化精神”在文人社会中有其特殊的地位,这又是不能被消除的根本原因。

  第三,学术取向与社会结构的反差。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是宗法伦理型社会,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其理论的表现。而魏晋隋唐以降,佛老之学盛行,表现出一种游离社会伦常的倾向,因而引起儒家学者的关注,不断强调确立并强化儒学孔孟之道的地位。

  概括上面分析的三方面内容,我们可以统称之为士林习尚与社会政治的反差。而科举考试则是这种反差的调节者,国家往往通过功令来诱导学者的学术取向。二十五史中的“实学”资料往往与“选举”问题有关,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而统治者之所以支持“实学”,也是因为“实学”标示一种学术取向,即首先要学者具有立身的根基(“德行”),要精通治国安民的理论(“经学”),并具有治国安民的才能(“用世”)。“实学”二字所标示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取向,它不是一门学科,不是表示一个学术流派或学说体系,这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关于此点,我们后面在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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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姜广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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