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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象、数与文字 ——《周易·经》、毕达哥拉斯学派及莱布尼兹对中西哲理思维方式的影响
2018年06月30日 23:57 来源:《哲学门》 作者:张祥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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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经文上下篇与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关系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民国之前的中国学术界主流从未怀疑过这是一个肯定性的重要关系,即《周易·经》对于中国传统的哲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不少学者否认《周易·经》本身有重大的哲理意义,因而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即认为“中国哲学”[1] 的正式开端只能追溯到孔子或老子的时代,以前只有“朴素的”、不成潮流的零散表现而已。《周易·经》被认为只是或主要是一部用作卜筮的“迷信”之作,它是靠孔子之后出现的《周易·传》或《易传》才取得了重大哲理含义的。[2] 这种看法中隐含的一个结论就是:《易传》与《周易·经》之间没有内在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联系。本文作者对这种看法的正确性表示怀疑。此文的一个主要的目标是要在新的、主要是现象学的和结构主义的视野中来探讨《易》象数的方法论特点,及其对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关键性的影响。希望由此而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易传》确实是按照《易经》在讲的,[3]《周易·经》是中国古代哲理思维的源头,或起码是少数几个重要的源头之一,阐述“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应该以此为正式开端。

然而,为了以一种尽可能原本的方式来理解象数与哲理及象与辞的关系,将《易》与西方思想中的对应者的比较研究似乎是必要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学派“数是万物本源”的主张时而直接、时而间接,但却是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西方的哲学与科学,而莱布尼兹通过他发现的二进制,在西方之“数”与中国的《易》象数之间搭建起了一座虽然残缺,但确能带来思想上的某种新可能的悬桥。所以,本文将通过加深对莱布尼兹的有关学说的理解来说明《易》象数与毕达哥拉斯之数在各自的传统中所发挥的、就某些方面而言是类似的,但就另外一些更重要的方面而言又是极为不同的思想功能,希望能由此显示出象数与数学在中西传统哲学中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或者说是导致中西思想走上不同道路的原因。

一.《易》象数的能变通的解释空间

       《周易·经》含两种不同的符号,一种是卦象或卦画,由或连或断的横道(爻象)组成,两者(卦象与爻象)可统称为 “易象”或“象”;另一种是中国古代的文字,用来解释卦象与爻象的意思,故称为“卦辞”和“爻辞”,通称为“筮辞”、“易辞”或“辞”。简言之,此书由两部分组成。就象的一面来说,有其内在的秩序、结构和变化方式,清清楚楚;但就其文字或辞的部分而言,则晦涩难懂。这些筮辞偶尔显示出某些哲理意思,比如讲“亢龙有悔”、“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等,但在更多的地方则似乎是在东说一句,西说一句,迷离散乱,[4] 几乎理不出个头绪。如果将这文字部分与易象联系起来,情况就有所改善,可看出一些辞是在说象,其中包含了一些“取象之法”。比如解释爻画的爻辞,其所言者与该爻画在六爻中的空间高低时有某种呼应,这尤其表现在初爻与上爻的爻辞中。初爻之辞往往取象于下,如《乾》卦之初九爻辞曰:“龙勿用”;《坤》之初爻言:“霜坚冰至”;《剥》之初六爻辞为:“剥床以,蔑贞,凶”,等等。上爻之辞皆往往取象于上,如“龙有悔”(《乾》),“比之无”(《比》),“过涉灭”(《大过》),等等。[5] 然而,一来这种对应并不完全,二来如何在这种对应或其他的取象之法中看出重要的哲理含义,也还是个问题。如果按照爻辞,初爻到上爻意味着空间的从低到高,时间的从开始到终结,隐喻着事物的发展历程,这确实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解释框架。它可能具有极深刻的哲理含义,[6] 但毕竟还不足以将这种潜能实现出来。为了建立更有理可循的解释框架,就需要发现《易》的辞与象之间的更多的、更周全的对应方式,也就是要找到更多的取象之法,或对于卦画与爻画的“语义赋值法”。可以想见,自有《周易》以来,甚至是广义的《易》(比如再加上更古的《连山》、《归藏》)以来,这就是个挑战性的问题。

那么,什么样的取象之法是最合理的呢?换言之,假定我们暂不去推测《周易》筮辞或文字部分的历史形成过程,就道理上说来,为了最大地获得与保持《易》的“能预言”(此乃“《易》与天地准”的最重要证据)的形象,易象与易辞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很明显,取象法并不是越明了、越单义化就越好,因为那样的“算命对位表”或“单义算命的词典”很容易被未来发生的事件所否证,没有解释的回旋余地,更谈不上有思想的引发力。为了能够“朝向未来”(海德格尔语),这里的语义取象必须总包含着新的可能,也就是必须在本质上就具有感受语境的模糊性[7] 和随机性的能力。然而,同样明显的是,取象也绝不是越多样越好。为了找到象与辞之间的内在联系,增加取象之法或增大每一个象的多义性只是一种效力有限的途径,用得过分反会“添乱”或“增熵”,减低《易》的可信度。只有那种能够增加象与辞的深层交往维度和接触点的方式才会提供切实的帮助,以造成多重含义的收敛趋向。所以,沟通象与辞的努力绝不应仅限于辞的方面,将“象”当作一种现成的东西,只是通过考证、训诂等方式来增加文字方面的取象之法或寻求原本的取象之法;而是应该同时努力去增强对于易象的理解维度和活力,以增大象与辞的深层接触可能。更具体地讲就是要去发现象数内部的更多样的结构转换力,以及这些似乎是形式上的转换方式与取象语义的呼应。这恰是《易传》最强调的易象“变通”、“趣时”和易辞“曲中”[8] 的特性。由此亦可见《易传》深合《易经》的内在要求。而找到看待象的新方式、新样式不仅意味着找到了新的象,增加了象与辞的接触面,而且意味着找到了能把不同的象联系起来、组织起来的收敛结构,由此而大大有利于原来似乎是散泛的辞之间的收敛与相关。顾颉刚认为筮辞是《易》的中心。[9] 如果将这种看法理解为《周易》的思想价值以筮辞为中心的话,就颇成问题。沿着这种思路,很容易陷于力求从筮辞中考训出一些“历史故事”的窠臼,而几乎完全遮蔽了《易》的哲理命脉,因为这命脉首先是与象数的变易相关着的。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哪种象数结构最适合《易》的需要呢?回答似乎应该是:(1)它必须有合理的推演机制,就像数学(算术、代数、几何等)一样。换句话说,它必须可以按一套转换规则从基本符号产生,而且只产生属于自身系统的数量较丰富的符号成员。(2)进一步,这种转换生成可以仅仅依据符号或象符的形式特征而进行。(3)这种符号的形式上的可辨别特征必须十分“简易”[10] 即在尽可能的相似中保留最少的可区别特征,以使得符号的转换生成主要依据直观,而不是相应于符号的观念的抽象、联结与再现。由此也使得不同的象符之间具有明显的“家族类似”。(4)由于以上这三个特点的结合,在这个有限的象符系统中,安排、转换与生成不同象符的方式从根本上讲就是极其丰富多样的,也就是比较容易形成由象符组合成的“花样”或“样式”(patterns)的,比如对称、对应、循环等。总而言之,就是容易形成“变通”的样式。如果用棋类来打比方的话,这种象符系统更接近围棋而不是象棋。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象数结构中,各种转换是由整个符号系统和使用它的人对于当下形势的直觉感受所潜在地、以“边缘域”的方式所支持着的。(5)因此,这种直观可鉴的和具有变通构成倾向的象符比较容易获得较自然的、具有境域前冲力的语义。而且,由于可变通的特性,某个象符的不同语义之间、不同象符的语义之间,乃至不同象符花样的含义之间也比较容易出现意思上的关联,由此而更增强它的预言功能。

由于第(1)、(2)个要求,这种象符预言系统不同于古代的其他预言技艺系统,比如龟卜、占星术、看相术等;由于第(3)个要求或特点,它又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数学系统。按现在的一些考证,在通行的《周易》象符系统之前可能还有其他的系统,比如在商、西周的甲骨文、金文和陶文中发现的“数字卦”[11]。但很明显,只有以“—”和“- -”为单爻(初始符),以三爻和六爻为变换阶段的象符系统是最成功的,基本上满足了以上的五个要求。以下就来一一说明。

首先,《周易》象符系统(爻画、卦画、卦序、方位)可以具有严格的自身推演机制。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某个或某一组规则从自身的某个单位,比如阴阳爻、三画之卦或六画之卦,产生所有属于本系统的因子,而且只产生它们。这就是《系辞上》5章与10章所讲的“极数通变”的能力。在这一点上,象符系统与由[有限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算术系统、数理逻辑中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系统等是一致的。

其次,就(2)与(3)而言,这种推演可以只依据象符的形式特点,即象符的空间形象与位置而进行。而且,这种形式特点极其简易(此点极重要,下文将详析之)。因此,由它们组成的象符具有极强的整体直观的可辨别性或引发完形(Gestalt)想象和构造的倾向。就此而言,象符系统很不同于十进制的数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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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祥龙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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