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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2018年07月30日 14:25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作者:张祥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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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的各项成就有目共瞩,无须我来列举。但是,此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使它得以产生和运作的是某种西方的哲学观和方法论;而且,研究者们没有深入地反思过这种哲学观与方法论是否适合于自身这样一个关键问题。其实,就在那时的西方哲学里,可选择者也绝不止于这一种。本文就将对这个问题做些粗浅的探讨。[1]

  一、不恰当的方法,重大的后果

  冯友兰先生在他影响深远的《中国哲学史》(1933年出版)开篇处写道:“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2] 冯先生理解的哲学,其内容为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而“其方法,必为逻辑的,科学的”。[3] 此后,中国哲学的研究虽有各种变化,但大致方向未曾偏离这一理解,都在努力以逻辑概念(范畴)的和科学对象化的方式来构建出一个中国哲学,并导致要将中国哲学全盘概念化或范畴化的努力,以弥补上黑格尔所说的中国哲学的缺陷:“缺少概念的规定性”。[4]

  这种方法[5]的具体特点是:将所讨论者,比如“道”、“仁”、“气”、“阴阳”等,尽量地本质化、单义化、对象化、观念化和实体化;追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要找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其所是(ti esti,是什么)”、“恒是(to ti en einai,本质)”或“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者(ousia,实体)”。[6]不说出个确定的“什么”来,就算没说清;不做些逻辑论证或辨析,就不是从事哲学或终极性的思想活动。所以,道被说成是“物质实体”或是“宇宙的总规律”,仁是“普遍的德行”,气是“唯物的气一元论”,阴阳乃“构成宇宙的两个基本元素”,等等。[7]

  这明显不符合中国古代思想的“道可道,非常道”的基本特征,使原本发生型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非对象化的思想被静态化、现成化和观念对象化,丧失其中最重要的“消息”,与用传统西医来使中医“科学化”的后果类似,而且更有甚之。于是,中国古代文献只被当作原始材料来切割拼凑,思想失去了自己的活的灵魂。实际上,这种逻辑化与科学化并不具有真实的普遍效力,而只是以中国古代高妙哲理的死亡为代价的伪普遍化。这样的中西“结合”,实际上造成的是一种思想上的主宰与被主宰的关系。在这类“中国哲学”的框架中,中国古代思想受到的最高褒奖也永远只是“……的萌芽”或“对……的朴素表达”。

  如此这般的研究不可能达到哲学思想本身的前沿,至多限于材料的更有效掌握和理论框架的更细密建构,凡事只从半截做起,说话总依脚本而定,因为源泉已干涸,“鱼相与处于陆”(《庄子·大宗师》),还有多少回旋余地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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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祥龙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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