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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审美共通感的社会认同功能 ──审美时尚在当代中国转型期的政治哲学涵义
2018年09月13日 14:30 来源:《文学评论》 作者:尤西林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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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美时尚与社会阶级关系研究史上,社会地位衍生审美时尚(亦即审美时尚反映社会地位)是最为悠久的模式。这一模式产生于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获得经典表述。从普列汉诺夫开始,这一模式结合经济学、法学、人类学、社会学揭示出审美与阶级广泛深入的关系。现代文化研究复结合语言学、符号学与大众传播理论更精致地发展了这一模式。作为现代文化研究奠基性代表的“维布仑-齐美尔(VeblenSimmel)”模式,如柯林·坎贝尔所概括,维布仑夸示性消费理论的立论前提是,“财富赢得了荣耀,个人受尊敬的程度与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有关。……为了让别人对自己的财富留下印象,财富就必须以金钱力量的形式被显赫地展示出来,它要求个体参与夸示性的(和浪费的)消费”[1]。“在齐美尔看来,时尚不是社会地位的来源而只是社会地位的表现。但齐美尔赞同维布仑,而且加上了他自己的独特贡献的一点,就是指出了时尚与精英的‘有闲阶级’角色之间的联系”[2]。而无论是丹尼尔·米勒关于文化涵义与社会角色变动性的强调[3],或是伯明翰中心为代表的对被统治阶层改造主流文化涵义的研究,都并未改变而是强化了传统模式的判断方向。用前引齐美尔观点来说,即“时尚不是社会地位的来源,而只是社会地位的表现。”但审美时尚表现阶级地位有何意义?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说虽然凸出了文化对于阶级的资源(资本)价值,但是,“文化”凭什么成为“资本”?如果“文化”与“经济”“同源”,布氏的理论就只是在阶级范畴自身之内对阶级权力多样性的阐释,而并未充分揭示“文化资本”的独特涵义。

人类文化思想史所表明的相反方向却是:“文化”必先已含有超越特定阶级的全社会公共价值,尔后才可能成为阶级争夺的对象。商周统治阶级争夺的统治符号鼎器,乃是部族祭

祀信仰的象征代表,而并非特定阶级一己地位的夸示表现。据有鼎器后所夸示的,是作为部族最高信仰的代表资格。统治阶级争夺公共精神符号,旨在吸取其中的公共代表性,以增强自己的权威合法性。质而言之,在这类现象中,不是阶级衍生文化,而是阶级借用(利用)文化。与齐美尔前述判断相反,文化时尚在此成为建构社会地位的一种资源。文化符号学从而进入了政治哲学[4]

因此,即使是前现代的身份等级社会,统治阶级对文化风格的支配力量中也已包含着超出本阶级强力、财富与血统的公共资源:魏晋名士风度成为时尚榜样,甚至为喝药酒散热而穿的宽大袖袍也流行为“时装”。这种超过军政府的文化感召力,如鲁迅深刻指出的,恰恰来自名士佯反礼教背后对礼教信仰的真诚“迂执”[5]。同为士族,司马氏统治集团无此感召力(甚而俯就求助于无权的名士),即因其未占据公共精神代表地位。时尚带头地位在此并不取决于权力等级。在以血统出身划分政治等级的文化大革命时代,高干子弟特有的旧军装与将校泥制服在革命意识形态背景下才令民众敬畏(乃至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下层市民青年中竟还流行过一阵仿将校泥制服热)。这些时尚都并非阶级特权的赤裸夸示,而有其公共文化资源背景。

在否定身份等级的现代社会,政治平等大前提之下的财富多寡,只有上升到公共信仰传统(如节俭勤劳智慧精明),才享有精神文化的优位意味。然而,在现代化转型的当代中国,拥有金钱财富的新资产阶级却无法享有维布仑所认定的西方资产阶级清教资本主义精神荣耀。这不仅是因为宗法权力的古代中国缺乏拜金传统、准共产主义的现代中国更强化了“均平”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权钱交易与瓜分公共资产的“原罪”,使两极分化格局中的民众难以认同新资产阶级的上流社会正当合法性。

因而,中国新资产阶级无法象“维布仑-齐美尔”模式那样单凭自己的经济地位衍生出审美时尚,而是相反地需要借助审美时尚支持经济地位的正当性。在今天,占用审美时尚成为中国新资产阶级获求公共精神“礼器”的无意识环节,它从文化层面协同中国新资产阶级争取法律政治地位,共同指向了谋求社会正当合法性的历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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