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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顺:论民主与法治不可分 ----“法治中国”的几个基本理念之辩
2020年05月11日 16:46 来源:《中央党校学报》 作者:李德顺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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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德顺,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来源:《中央党校学报》2017年第2期

  在越来越实证化的学理研究中,“民主”和“法治”常常被当作两个不同领域(分属政治学和法学)的问题,仿佛它们应该是彼此分开的。形成这种分立思考的主要原因,固然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深入和细化所必需,但也不能忽视它与两个不自觉的成见有关:一是由于民主在实践中推进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纠结于它的某些经验形式和操作环节,因而忽略了它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原则的现实意义;二是对“法治”(rule of law)的理解,也由于过分突出了它的工具性质和形式化特征,从而忽视了它的主体性根基和目的性意义。

  然而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目前都面临着这样一些冲突与困惑:民主的合法性来自何处?怎样的民主形式才符合民主的本意?是否只有法律所承认的民主才是有效的民主?假如通过不合法的途径来推进民主,能否产生有效的民主?同样,法治的合理性根据何在?如果一切皆依现行的法律行事,是否会剥夺人民的某些权力,降低民主的效力?等等。面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回到思想的起点和观念的本质,重新认识民主与法治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弄清问题的基础上,或许有可能重新构建当代应有的秩序和规范体系,赢得“法治中国”建设的成功。

  一、民主的实质与样式

  要把握民主与法治的内在联系,需要首先了解民主的精神实质和历史逻辑。

  民主的一般含义,简单说就是实现“人民(或全体公民)当家作主”,或“民有、民治、民享” 。这一似乎已无可争议的“民主”理念,不仅有其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更有一套自我证成的逻辑体系,需要我们不时地加以复习。

  作为起始的、本色的民主,是指实行“多数人决定原则”。这是传统民主的第一大原则,没有它就没有所谓民主。但是在古希腊城邦时期,雅典人曾用这一原则做出了处死苏格拉底的错误决定,这使民主受到了柏拉图等人的非议。直到20世纪,还出现了法西斯主义的巨大罪行。一再发生的历史教训,使人们逐渐注意到“多数人暴政”对民主的危害,并终于就“保护少数”的民主意义达成了共识,将其提升为民主的又一基本原则 。同时,历史还不断地证明,无论“多数决定”还是“保护少数”,民主的任何原则都不能仅仅停留于清醒的理智和善良的意愿,必须落实为社会生活中的制度设计、配套规则、议事程序等。有了稳定的形式,才能够持续稳定地实施民主,不至于使它流于随意任性的要求和夸夸其谈的空话。于是关于民主的共识又有了第三条----“程序化原则”。这一原则体现了民主内容的实证化、民主实质的形式化,是民主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必经之途。

  总之,今天说的“民主”,已是由著名的“民主三原则”(1、多数决定原则;2、保护少数原则;3、程序化原则)所构成的整体,代表了民主的完整涵义。离开了这个完整的涵义,我们在谈论“民主”时,就可能说的不是同一个话题。

  要充分理解民主,还不能忘记它有两个必备的前提,即:(1)民主的主体相关性。即民主总是一定人群共同体(国家、政党、团体等)内部全体成员的权利和责任。不在一定共同体内,或虽是共同体成员却并非以此身份活动时,并不是该民主体系的主体;(2)民主的价值相关性。即民主只适用于共同体的价值选择。非关价值选择而纯属事实、知识、科学、真理的问题,并不是民主决定的对象;同样,纯属个人而非关共同体的价值选择,也不是民主所承担的事项。没有对民主的背景、对象、条件和界限的这两个基础性规定,有关民主的讨论就容易溢出边界,将这个公共话题引上各式各样的歧路。

  “三原则”与“两前提”的结合,构成了现代民主理念的基础和内在逻辑。据此,我们可以有一个确定的语境来阐释民主的含义:民主,是在共同体或群体内部,人们之间平等结合,享有共同的权利和责任(义务),并就共同体的价值选择做出决策和评议的活动方式。这一界定,可以用来回答“民主是什么,不是什么”,“民主管什么事,不管什么事”,“我们为什么需要民主”和“怎样追求民主”等问题。只有完整地把握民主的涵义,才能充分理解它的实质和意义。

  而许多现实的冲突和困惑,恰恰是未能完整把握民主的规定性,或者将其肢解和虚化而发生的。例如,当下某些否定民主的言论,常以“多数人的无知”、“多数人的暴政”、“民粹主义”以及“民主的结果并不一定正确”等为理由,根本否定民主的价值。这种偏见,恐怕是停留于20世纪中期以前的民主观念,对当代民主原则的发展缺少正视所致。所以值得警惕的是,如果今天仍对“多数决定”与“保护少数”之间如何实现统一和谐缺少建设性的关注和兴趣,却继续夸大民主主体内部的分歧,一味热衷于“精英”与“大众”、不同民主流派之间的分裂和对立,那么必将为颠覆民主、取消民主提供更多的口实和机会。

  如果说,在“三原则”和“两前提”中包含的,是民主观念的实质和精髓,那么在漫长实践过程形成的各种民主样式,则是民主历史进程的逻辑演示:在“人民当家作主”这个“一级概念”之下,先后形成了“直接民主”(如选举制)、“间接民主”(如代议制)、“协商民主” 等若干基本类型,它们属于民主的“二级概念”;大量具体的运作方式和经验性规则,如“一人一票”、“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可以叫做“三级概念”;再继续下去,还有四级、五级、六级……。现实的情况是,随着国情和民族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越是往下一级细化,就越是呈现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因时而易的多元多样化面貌。仔细观察当代各国的情况可以发现,事实上,除了可以在一级概念上说明民主的一致性,在二级概念层面描述的某些民主形式“家族相似”以外,越是深入于具体的实践,就越是找不到全世界普遍适用的统一民主样式。

  既然没有统一样式,那么如何评价某一民主体系之真假是非,判断它的优劣成败呢?按理说,判断的标准只应该是逐级向上地“纵向验证”,最终看其是否充分符合并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例如:“三权分立”如何切实保障“人民主权”?多党和议会选举怎样避免沦为少数政客的博弈游戏,却将99%的大众隔离在外?人民代表大会制怎样充分代表全体人民的意志,使它真正名副其实?等等。但是,这一纵向标准显然尚未得到普遍的理解和应用。

  从目前世界上关于民主优劣得失的争论看来,人们采用的仍然多半是“横向参照”的尺度,即看是否符合某一既定模式,或者干脆用某些外在标志和间接效果(如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生活福利、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等功利效果),当作衡量民主真假成败的尺度。如目前划分“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标准,主要还是由一些西方国家按自己的经验提出的,至于它们是否适合于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条件,则远非如想象的那样简单。再如,以东西方之间的比较为座标,把东方国家走向法治完全看作是借鉴和移植西方经验的过程,致使有些东方国家的“民主转型”出现了“水土不服”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等种种不良反应;而一些自信到足以“输出民主”的国家,在遭遇到他国抵制的同时,却发现自己国内也面临着新的“民主困境”;……。

  实践是如此,那么理论如何?理论界目前关于民主的讨论,大都集中于某一情境中的“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精英主义与大众主义”、“集权与分权”等主张之间的争论;……。这些分歧虽然貌似具有普遍性质,实际却都局限于二、三级及以下的概念层次。它们之间的分歧则表明,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一级概念的共识本身尚显抽象和空洞,未能提供切实有力的、足以解释和包容各种主张的共同根据和标准。这意味着,回到“一级概念”层次上来,重新理解和阐释民主的实质和根本标志,实为当今时代所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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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德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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