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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顺:价值独断主义的终结 ----从“电车难题”和桑德尔的公正论说起
2020年05月11日 16:56 来源:《哲学研究》 作者:李德顺 字号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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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 人文学院。

  摘要:从桑德尔提到的“电车难题”入手,考察西方思想界在解答“道德难题”和“公正悖论”上的理论得失。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到,“难题”的提出方式和解答困境表明,由于概念与历史实践的脱节,特别是存在于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德性主义等传统理论中的价值独断主义思维惯性,束缚了理论的批判力,从而使思考陷入了规范冲突的“死结”。这意味着,人类到了超越价值独断主义的时候。我们需要认真面对价值规范的主体性特质,深入把握多元主体间的层次结构,并以主体权责统一到位的精准化判断,去超越传统思维的局限,形成适应主体多元化时代的道德和法律思维。

  关键词: 电车难题 桑德尔 价值冲突 独断主义 功利主义 自由主义 德性主义 

  原载:《哲学研究》 2017年第2期

  在崇尚自由民主的时代,人类似乎反而陷入多元价值冲突的混乱之中。精神上“群龙无首,莫衷一是”几成常态:不仅以文化和价值观“优劣”为理由的各种歧视和侵犯他人权利的专制主义霸道主义越来越受到抵制,就连个人凭借自己的良知意愿而做出的选择,也随时可能在媒体上横遭物议,邂逅道德和法律的风险。似乎这是个遍布“道德难题”和“公正悖论”的时代。面对“怎样做都行,也怎样做都不行”的茫然,人们在道义上的普遍焦虑,恰好可以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一本书的书名来表示:究竟“该如何做是好?”

  “道德难题”的面相

  在《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桑德尔抓住了当前“道德难题”的特征,分析了两种西方传统价值思维模式----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得失,进而论证了自己的“共同体主义+德性主义”主张。在这本非常有价值的书中,作者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写法,结合生动案例来讲道理。书中先后列举了大大小小几十个案例,其中既有当代美国已经发生的实例,也有可能发生并已引起争论的虚拟案例。至少在美国,这些案例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从对这些案例的分析和处理中,我们可以更好地一窥其理论体系的堂奥。

  本文也从一个典型案例的讨论入手,观察西方思想界是如何解答“道德难题”的。桑德尔书中提到最著名、传播最广的案例,当属“电车难题”。“电车难题”原出自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50年前提供的一个“思想实验”,后经许多学者引申和发挥,可谓由来已久,版本众多。桑德尔在书中尽管只是用它来提出问题,并未做专门的解答。但他将这一案例搬进“慕课”后,使之广泛传播,轰动一时。另一位美国学者托马斯·卡思卡特则写成了《电车难题》 专书,不仅将故事的情境表述进一步完整化、规范化,还展开了引人入胜的讨论,使之充分展现了问题的复杂尖锐性,也算是更加形象地突出了“桑德尔之问”。所以本文采用卡思卡特陈述的故事版本。按照这个版本,虚拟的“电车故事”是:

  在一辆失控电车行驶的前方,有五个人被卡在轨道上。而附近正好有一个岔道扳手,如果挪动扳手,电车将被切换到侧道。不料也有一个人卡在侧道上。面对这个情景,故事要求人们考虑该怎样做:是不管不问,任凭电车轧死五个人,还是挪动扳手,以一个人的牺牲挽救五个人?琼斯女士毅然选择了后者。她挪动扳手将电车引向侧道,以法利先生一人的死亡换来了其他五人幸免。事后,琼斯女士由于“非凡的机智和勇气”,获得了市长特别颁发的“见义勇为奖”。然而一项刑事指控也随之而来,琼斯女士作为“杀死法利先生的罪犯”,成了起诉的对象。那么,琼斯女士究竟是挽救五个生命的“英雄”,还是杀死法利先生的“罪犯”?“难题”就此出现了。争论被聚焦于“琼斯女士是否有罪?”对此,来自社会各界的众多讨论者大体分成了“是”和“否”两派,各执一词。为了有个公正的解决,书中还设想了一个“全民民意法庭”,赋予它以不受现行法律限制,“时时地促进新法订立”,甚至“改变宪法”的最高权威。其目的,就是想通过充分的讨论和综合权衡,寻找具有道德和法律双重效力的最终结论。

  在这场“全民大讨论”中,各方进行了充分的分析、论证和辩难。而且各派观点都引经据典。被引证的权威论述者涉及了西方思想史上很多重要思想家,如边沁、康德、托马斯·阿奎那、休谟、尼采、摩尔、马基雅维利、罗尔斯……。这些引证既提升了争论的理论层次,也显示了西方现代道德和法治思维的哲学基础。因此故事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值得期待的谜底:“民意法庭”将怎样判定?法官特鲁沃西对陪审团说,“你们需要做出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决定。你们可以按照各自的意愿用塔罗牌占卜或者丢骰子决定。”而陪审团的成员们,除了再次重申各自的观点之外,也只待投票一博了。尽管根据前面的表态可以大体猜测投票的结果,但是“投票”还未进行,故事便打住了。书中说:“答案请看下一页。”翻到下一页,却是:“你还真以为这一页有答案?”很像是一个无奈的回避和调侃。那么,对此案做了专门研究的该书作者自己,是否有所结论呢?在《后记》中,他呑呑吐吐地表示:也许,每个当事人都可以按自己的直觉去对待,只要能讲得出理由。

  全书至此结束。掩卷而思,读者想必都会有一种遗憾:绕了一大圈,结果只是回到了起点。难道前面那些讨论不是在说出各样的“理由”么?况且,在“理由”多元的情况下,誰能保证只要讲得出“理由”,便一定是可行的?问题更在于,是否存在某种能够统一多种理由的、更根本或更高尚的理由?如果确实有,怎样才能找到这样的理由呢?抑或是,这样的“理由”并非现成,只能产生于投票甚至丢骰子的选择,最终也不过是现实“博弈”的结果?若是如此,那么在各种事关价值判断与抉择的场合,是否还有真理和正义可供遵循?进而言之,道德标准是否还有其真实的根据,伦理学和价值论的研究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专家学者们的高深宏论,除了显示其博学和健谈之外,难道就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不能提供什么切实有效的建议吗?……。

  就是说,学术理论界在“难题”面前遭遇的,是一种普遍性、实质性的挑战:一向习惯了的价值思维和道德判断方式,现在已无法令人信服地解答实践中发生的这类问题,却陷入了自身理论和逻辑上的“死结”!

  据说有些哲学家拒绝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电车故事”作为一项“思想实验”,为了符合特定的理念和逻辑,就需要营造一种纯粹理想化的场景,在构建情境时,必然舍弃许多现实因素,使之脱离具体的条件。这样抽象化的极端情形,显然“跟人的普通经验和实际道德问题脱离得太远”,因此“对于明确我们的道德抉择并无价值” 。但多数参与者,如《电车难题》的作者就认为,必要的过滤和抽象,是为了“浄化”主题,有助于人们“学会将个人权利和最多数人之幸福区分开来” ,所以讨论在理论上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可以说,这里引发的社会关注和争论,恰恰可以证明哲学上的反思和批判是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缺少了哲学层次上更彻底的反思和批判,这场争论才难以产生新的结果。因为不难发现,正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意向”背后的那种意向----价值独断主义的思维传统,是造成“死结”的深层原因。例如:

  ----设想有六个人同时被卡在两侧轨道上,却不涉及其缘由。这就屏蔽了通常只有暴力和阴谋才能造成这种局面的现实性,进而排除了完全可能存在着的其他选择和其他道德风险;

  ----让电车“失控”,却未提及它的主人(司机)在哪里,也未提及在道岔处是否有专设的扳道工岗位,这也屏蔽了现场处置的权利与责任归属问题。似乎只要愿意,任何人都可以扳动道岔,无须凭借有关的法律规定和道德约定;

  ----琼斯女士可能仅仅路过此地,便成为唯一的选择者,无须考虑她的身份、职业、家庭等情况,特别是她与六个人之间是何种关系(当然,她也不大可能先去了解那六个人)。这同样是为了限定一种情境,让普遍正确的选择只有一种,而且对任何人来说都一样,无须给人们个性之间的差别留出空间;

  等等。总之故事中虚拟的条件,包括场景限定、身份限定、结果限定、议题限定等,都体现了“按图索骥”的意图。因为过度“净化”的目的,正是要把思想纳入一个现成的框子,并试图依据一系列独断的条件,来为“可否为了多数而牺牲个人”得出某个独一无二的结论。----恰恰是这个先定的视野,使人们看不到实验中应该看到的东西,也导致无法得出应有的结论。最终不得不诉诸抽签或掷骰子的“无断”,也不过是独断不成的另一结果。

  但这并不是实践中的必然。如果还原生活中的真实情景,却可能出现完全不同的场面。比如对于琼斯女士来说,原本是有其他多种选择的:其一,出于可以想象的原因,琼斯女士一时无法做出决断,从而贻误了救人的时机;其二,琼斯女士急中生智,用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办法,提示卡在轨道上的人及时避开,化险为夷;其三,琼斯女士觉得自己既无权力也无能力改变局面,于是选择了报警,并驻足观察以备提供见证,这也算尽到一份公民的义务;其四,琼斯女士认为与己无关,而她又有更重要更着急的事情,便转身离去;……。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她是否还应受到特别的称赞或指责?如今她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却成了争议的焦点。这对她个人和其他人来说,是公平的么?

  可见造成“死结”的原因,从议题选择和语境设定开始就存在着了。独断主义的逻辑,正是这样单一化、刻板化地责求于人。如果跳出被设定的思路,将目光从理论成见转向现实的生活,我们就会发现,类似的“故事”其实并不新奇,而是经常以各种面目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只是其真实的情景和结果,却并非简单如是,也无须这般纠结,当然也不会像书中那样最终“无解”。

  那么,实践会怎样解开这样的“死结”呢?关键在于不能脱离了时代的条件和语境。就本案来说,当今时代的现实,大体是以基本形成了民主法治理念为背景的,不然也不会出现故事中的纠结。既然如此,如果不是单纯重复50年前的主题,而是从今天的现实出发,就可能发现并提出富有时代感和建设性的问题:----重点不再是“如何将个人权利和最多数人之幸福区分开来”,而是“如何兼顾多数人的幸福与个人的权利”?不是“琼斯女士是否有罪?”而是“誰应对法利先生的死负责?”等等。若如此提出问题,就可能知道应该如何解决了。这里不妨试将实践解决的方案构想出来,作为虚拟故事的另一结尾:

  ----经过争论之后,琼斯女士的“见义勇为”行为继续得到肯定;

  ----法利先生的家属和律师不是起诉琼斯女士,而是以市长市政府为被告,提出类似“国家赔偿” 的诉求,并得到法院支持;

  ----当地政府和司法部门要求被救的五个人提供相应的证词和线索,就事情的经过进行全面调查,查清并追究其中的责任。然后依据实情给予法利先生及其家属以适当的补偿或救济;

  ----理论界、公众和媒体达成新的共识,并责成立法机关和政府,按照新的共识,去完善相应的公共安全和救护方面的法规、政策。

  ……。

  这种解决方式,类似于目前在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赔偿”规则。就是说,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已经实际存在着了,实践中可以不再有类似的“死结”。那么,为什么同时代的理论思考却没有吸收这样的经验呢?恐怕是因为,现代实践所把握的几个新的要点,是传统理论所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暴露了传统理论思维的盲区,而实践中简单明确的解决方式,则代表了新的超越。正如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依照这一实践唯物主义的信念,我们的价值理论和思维方式,需要认真向实践学习。

作者简介

姓名:李德顺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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