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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墨”学说与楚国墨学
2015年06月02日 16:16 来源:《文史哲》(济南)2013年第5期 作者:高华平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Study on the Three Mohist Schools and the Mohism of Chu State

  作者简介:高华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 430079)。

  内容提要:韩非子将先秦的墨家分为三派,即人们所谓“三墨”。但何谓“三墨”,历来众说纷纭。细致考察先秦墨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所谓“三墨”,墨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不同的特点。同样,不同时期的墨学在楚国的传播,也存在不同特点。墨子本人曾多次至楚,楚国第一代墨者应是亲承墨子说教的鲁阳文君等人,第二代为死楚国阳城君之难的墨者孟胜及其弟子,第三代则为《庄子·天下》篇所谓“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楚国墨学的特点也可用《庄子·天下》篇中“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诸语加以概括。先秦时期的楚国,可谓“东方之墨”和“秦之墨”的交融点,为中国墨学的发展和交流起着重要的融合管道作用。

  关 键 词:墨子 墨家先秦诸子 “三墨” 楚墨

  标题注释: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楚国诸子学研究”(批准号:11BZX049)的阶段性成果。

  墨家是先秦诸子中的重要一家。无论是杨、墨相提,还是儒、墨并论,墨学都是当时的“显学”。《孟子·滕文公下》曰:“杨、墨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韩非子·显学》曰:“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孟子和韩非两人虽然一个将杨、墨同举,一个将儒、墨并论,但在将墨家作为先秦的“显学”这一点上,则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墨家是中国先秦最为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先秦时期被称为“显学”的学派,在后来中国的学术史上竟几近消亡,成为“绝学”。而厘清墨学在中国先秦时期发展演变的轨迹,对于研究中国先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史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墨学在楚国的传播为切入点,藉以考察先秦墨学的基本特点及其流变,为深入探讨中国先秦的诸子学,作出新的尝试。

  一、“三墨”的形成及其特点

  墨学在先秦时期即已发展出许多不同的派别,《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这就是长期以来学者称先秦墨家有“三墨”一说的源头。只是韩非既没有说明此“三墨”的形成过程,也没有告诉我们“三墨”各自的特点和划分标准。所以,后世学者在“三墨”的理解上产生了诸多分歧。影响最大的有三说:一是以清代俞樾为代表,因《墨子》书中《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诸篇皆分上、中、下三篇,且三篇“字句小异,而大旨无殊”,故认为“此乃相里、相夫、邓陵三家相传之本不同”,传上、中、下三篇者即为“三墨”①;二是在署名为陶潜的《群辅录》一书之末,有“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之“三墨”说;三是近人唐迪风、蒙文通以“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为“三墨”之说。此三说中,以俞樾等人之说最无根据,纯出臆测,故早为学术界所否弃。《群辅录》之末“三墨”条曰:

  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尊于名,不忮于众,此宋钘、尹文之墨;裘褐为衣,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称经而背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此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②对于《群辅录》的说法,孙诒让认为:“此别据《庄子·天下》篇为三墨,与《韩非》书殊异(北齐阳休之所编《陶集》即有此条。宋本《陶集》宋庠《后记》云:八儒三墨二条,此似后人妄加,非陶公本意)。考《庄子》本以宋钘、尹文别为一家,不云亦为墨氏之学。以所举二人学术大略考之,其崇俭、非斗虽与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钘并称)。而师承实迥异,乃强以充三墨之数。而《韩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据也?宋钘书《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家,云‘黄老意’。尹文书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又云:‘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则二人皆不治墨氏之术,有明证矣。”

  关于“三墨”的另一种说法,是近代史学家蒙文通在其《论墨学源流与儒墨汇合》一文中提出来的。蒙氏在该文开篇的“《墨子》书备三墨之学”一节中说:

  《韩非子·显学》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孙仲颂据《元和姓纂》作伯夫氏),有邓陵氏之墨。”故墨离为三。三墨之说,世莫能明。故友唐迪风氏,以为《耕柱篇》:“县子硕问于子墨子曰:‘为义孰为大务?’子墨子曰:‘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谈辩、说书、从事:三者是三墨也。以《墨》书证墨派,唐氏之说,最为得之。以余之懵瞀,请伸其旨。《庄子·天下》言:“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射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畸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此南方之墨以坚白为辩者也。《吕氏春秋·去宥》言:“东方之墨者谢子(《说苑·杂言》作‘祁射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淮南子·修务》作‘唐姑梁’》)。唐姑果恐王之视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权说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唐姑果为秦之墨,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庄》书所言,视《韩子》有相里、无伯夫,庄不应遗东墨不论,则相里勤为东墨而伯夫自应为秦墨也。盖伯夫为秦墨,为从事一派,不重理论,不在诵《墨经》而倍谲不同之列,故《庄》书遗之,而韩则备详流别,故著之。或秦墨之起稍后,非庄子所知,惟韩子较晚,乃及言之耳。是相里为东墨,伯夫为秦墨,固可无待别为论据也。则三墨者,即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此墨离为三也。③

  蒙氏之说,显然较前人的看法更为严密:一是他将墨学归派与《墨子》书中墨子本人对其学派的构成之说结合起来,似为这一学派划分找到了内在依据;二是他从“墨离为三”的现象中,看到了先秦墨学发展中的地域和时代的差异。蒙氏这一观点较此前的看法无疑已更为深入和富有启发性,但客观地讲,蒙氏之说似乎也没有把他以时代和地域探求“三墨”形成的方法贯彻到底。谈辩、说书、从事三派的划分本出自墨子之口,应当反映了墨子时代该学派的构成,怎么会到了后墨子时代的数百年间仍是如此?并且,这种构成还是与南方、齐、秦三个地域恰好对应的,这就更有些让人难以相信了。

  如果说“三墨”的划分是先秦墨学史上的一个时代和地域问题的话,那么《墨子·耕柱》篇中原有的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只应代表了墨子在世时墨子学派的构成,而所谓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伯夫氏)之墨、邓陵子之墨,或“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乃至蒙文通所谓“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等“三墨”划分,则应只是反映了人们对先秦不同时期应存在着不同墨学的看法。在墨子的时代,墨学可分为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在韩非时代,墨学可分为相里氏、相夫氏、邓陵子三派;在《群辅录》作者的眼中,墨学应分为“宋钘、尹文之墨”、“相里勤、五侯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三派;而在蒙文通氏的眼中,墨学则可分为“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三派,而且这三派还正好是与《墨子·耕柱》篇的谈辩、说书、从事三派对应的。实际上,在不同的时期,墨子的学派不可能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一定只能从某个唯一的角度来对墨学进行划分。《庄子·天下》篇谈墨翟、禽滑釐之后的墨学,就只提到了“相里勤之子、五侯之徒”和“南方之墨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等两派,而不是《韩非子》所说的“三派”;蒙文通的划分也存在着同时以学术和地域两个标准划分的问题。因此,很难简单地说谁的划分就完全正确或完全错误。

  综合现有文献和学界对于墨学三派划分的各种观点,笔者认为先秦的墨学应大致经历了墨子时期的墨学、《庄子》书或稷下时期的墨学、《韩非子》时期的墨学等等几个发展阶段。在这几个阶段中,有些时期的墨学正好可以分为三个派别,与“墨离为三”之说吻合;有些则并不吻合。而且,不同时期的墨学,在地理上是否正好可以划为“南方之墨”、“齐之墨”和“秦之墨”,这也并不一定。

  在墨子时代,墨学尚处于形成期。因此,墨子所谓“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既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墨学流派的一种划分,更应视为是墨学的创始人——墨翟对本学派发展的一种规划。墨子设计的墨学应当是由谈辩者、说书者和从事者三派组成,而且这三派还应如参加筑墙工程建设一样,既各尽所能,又互相协作,这样才能完成筑墙工作。至于说墨子所说的谈辩者、说书者、从事者是指哪些人,他们各有怎样的特点,墨子本人既没有说明,历代的注者也都是语焉不详,我们今天就不好乱加揣测了。因此蒙文通以“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以“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以“秦之墨为从事一派”,并认为谈辩一派的特点是“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说书一派的特点是所谓“奋于权说”,而从事一派的特点则是“反对权说,将重实者也”。这一说法臆测的成分太多,且于史实难合。例如,蒙氏把“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的南方之墨视为“谈辩一派”,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知道,坚白、同异之辩是名家公孙龙、魏牟等人提出的命题,那么所谓“南方之墨者”“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自应在名家公孙龙、魏牟“坚白离、别异同”观念出现之后。——如果说墨学中存在属于名家的“谈辩”一派的话,这一派只能出现于后墨子时代,根本不可能跑到墨子时代去。又如“说书”一派,蒙氏引《吕氏春秋·去宥》中“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为说,认为其中的谢子就是“说书一派”的代表,其特点是“奋于权说”,这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奋于权说”应该是与所谓“说书”根本不同的。从字面上看,“权说”应是权谋诡辩,有纵横家的作风,甚至有些接近于“谈辩者”。故“秦之墨者”唐姑果对秦惠王言谢子也只是说:“谢子,东方之辩士。”而所谓“说书者”的“书”,当指先王典籍,尤指“六艺”(六经)而言。《吕氏春秋·博志》曰:“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颂习业。”《淮南子·主术训》曰:“孔、墨皆修先圣之术,通六艺之论。”同书《要略》篇曰:“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吕氏春秋·贵义》亦曰“子墨子南游使卫,载书甚多”,而“其书引《诗》、《书》之辞亦特多”④。引书,亦必解说之,故有“说书一派”。《墨子·经下》常用“说在某”指示对《经下》某一概念、术语的解释在《经说下》的某处,故可知此“说书”并非口头的“奋于权说”,而实乃是对“六经”以及《墨经》等的解说。《墨子》书中的《经说》上、下,应即是“说书者”之所为。再如蒙氏把“从事者一派”与“秦之墨”划上等号,这也是不能成立的。“秦之墨”固然有“重实”的特点,但他们的出现应该“稍后,非庄子所知”⑤,就更非墨子本人所能知,怎么能直接就说“从事一派”就是“秦之墨”呢?所以说,墨子时代的墨学可能有“谈辩”、“说书”、“从事”三派,但这三派和后来所谓“墨离为三”的“三墨”并不是一回事,更不能说它们是所谓“南方之墨”、“东方之墨”和“秦之墨”。

  先秦墨学发展的第二阶段,是《庄子》所论或稷下墨学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可能如《群辅录》所云,存在着“三墨”,其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墨家和名辩学说有合流的倾向;二是墨学已流入秦地,出现了所谓“秦墨”。《庄子·天下》叙墨学源流曰:

  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已之大循……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庄子·天下》的作者叙墨学的发展,不在求全,而重在明墨学的源流。从墨学源头来说,一般人自然会认为墨学即始于墨子,但由《天下》言,实应谓始于墨翟、禽滑釐二人。

  禽滑釐,《汉书·古今人表》作“禽屈釐”⑥,与墨翟的其他弟子“我子”、“田俅子”、“随巢子”、“胡非子”一起,紧接“墨翟”,排在“赵襄子”、“知过”之后,“魏文侯”之前。根据《史记·六国年表》,赵襄子即位于周定王十二年(前457),卒于周威烈王元年(前425);魏文侯即位于周威烈王二年(前424),《史记·儒林列传》谓其与田子方、段干木、吴起受业于子夏。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所附《诸子生卒年世约数》以墨翟生卒年为前480-前390年,禽滑釐生卒年为前470-前400年,少墨翟十岁。但这种推测并不合理,因为禽滑离既受学于子夏和墨翟,子夏生卒年为前507-前420年,墨子的生卒年怎么会晚于子夏,为公元前480-前390,而禽滑釐又怎么会更晚到了公元前470-前400年了呢?墨子早年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故他至少得与七十子子夏之伦年辈相近。可能和墨子一样,禽滑釐也觉得从儒家子夏那里难以找到满意的人生答案,故弃儒而从墨。而“墨子学派”此时应尚未正式形成,更谈不上确立其在社会上的学术地位了。禽滑釐公开脱离儒学阵营而归于墨子门下,极大地提升了墨子的学术人气和知名度,这时墨学才成其为一个学派,故《庄子·天下》曰:“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釐闻其风而悦之。”把禽滑釐也作为墨学的创始人,这是很有道理的。

  墨翟、禽滑釐确立了墨子学派之后,有更多人皈依于墨子门下,成为墨子的弟子,以致形成了孟子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据《墨子》、《吕氏春秋》及《史记》、《汉书》等书记载,直接受业于墨子本人的弟子就有高石子、高何、县子硕(又作“县子石”)、治徒娱、公尚过、弦唐子、耕柱子、魏越、随巢子、胡非子、管黔滶、高孙子、跌鼻、曹公子、胜绰、鼓轻生子等人,还有受业于禽滑釐的许犯、索庐参等⑦。但这些人差不多都只是“以裘褐为衣,以跂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庄子·天下》)者,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所以历来言墨学者都不把他们作为“墨学”的独立的一代。这样做,如果从纯粹的师承关系来讲,也许并不妥当,但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些人只是如参加了某一宗教团体的信徒一样,遵守教规,并按时到宗教场所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至于什么理论和学术思想,那就不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了。这样的一个群体自然构不成墨学史上的独立代系,也就很自然地要被谈论墨学思想史的人所忽略。

  “秦墨”的出现,据何炳棣先生的多方考索,认为应始于“(秦)献公即位后的第四年,即墨者首任巨子孟胜及其弟子集体死楚阳城君之难的那一年”⑧。但由于“秦墨”多实干的作风,他们除了留下了《墨子·备城门》等十一篇关于攻守之术的文字外,并无任何理论著述,很难探讨其哲学思想。

  真正构成“墨学”第二代传人的,是战国中期稷下学派中的墨家学者,如宋钘、尹文等。《群辅录》以“宋钘、尹文之墨”与“相里勤、五侯子之墨”和“苦获、已齿、邓陵子之墨”并称“三墨”,当以此。

  宋钘、尹文,蒙文通在《杨朱学派考》中,把他们与慎到、田骈、接子、季真等稷下学派人物都视为“北方道家杨朱学派”,郭沫若则将他们与环渊、老聃、田骈、慎到分为三组,称为“稷下道家三派”,并认为《管子》中的《心术》等篇,“毫无疑问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⑨。因为在蒙文通那里,稷下学派的学者都被归入了以杨朱为代表的“北方道家”,所以他认为杨朱学派和北方道家或“稷下道家”,有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郭沫若的观点虽然影响很大,近年却遭到了学术界强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郭氏此说是“经不起推敲”的,“未免过于牵强”,因为“根据《庄子·天下篇》的材料,如果给宋(钘)、尹(文)划分学派,归在墨家倒是比归在道家合适得多”⑩。

  在蒙、郭二氏之说中,主要是郭沫若以《管子·心术》等篇“为宋、尹遗著”缺乏根据,显得牵强,至于将宋、尹归入“稷下道家”还是墨家学派,其实是并不矛盾或冲突的。因为所谓“稷下道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黄老道家”或“稷下黄老道家”,其学术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司马谈在《论六家之要指》中所概括的:“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因此,当时游学稷下的学者,虽然有很多人被明确归入了不同的学派,如孟子、荀子归为儒家,邹衍、邹奭归为阴阳家,慎到、田骈或归法家等等,但同时又被合称为“稷下学派”中人,或笼统地称为“稷下道家”。因为当时的中国学术本有走向融合的趋势,所以才有稷下学者的这种特点。宋钘、尹文二人的学术,在稷下儒、道、阴阳诸家最为兴旺的局面下,更多地显示出墨家特色,这是独树一帜的,因而才有人如《群辅录》的作者和今天的部分学者那样,把他们视为“宋钘、尹文之墨”。这无疑是很有道理的。而如蒙文通、郭沫若那样,把他们视为“北方之墨”或“稷下道家”,实际上只是沿袭了以往对稷下学的笼统说法而已。

  从学术思想方面来看,《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将宋钘、尹文归于墨家而不归入道家,似更凸显了此二人在“稷下学”中的特点和地位。《庄子·天下》篇叙宋、尹之学曰:“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苟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宋钘、尹文闻其风而说之,作为华山之冠以自表,接万物以别宥为始;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以调海内,请欲置之以为主。见侮不辱,救民之斗,禁攻寝兵,救世之战……其为人太多,其自为太少,曰‘请欲固置五升之饭足矣’,‘君子不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为无益于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寝兵为外,以情欲寡浅为内,其小大精粗,其行适至是而止。”根据这段文字来看,宋钘、尹文的学术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宋钘、尹文学说宽于待人、严于律己,“见侮不辱”,“设不斗争”。《荀子·正论》曰:“子宋子曰:明见侮不辱,使人不斗。”《韩非子·显学》曰:“宋荣子之义,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与齐王论士曰:“(民)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今本《尹文子·大道上》亦曰:“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这些都说明了宋钘、尹文学派持有“非攻”、“无斗”的观点。与一般墨者的“非攻”之说相比较,宋钘、尹文的深刻之处是,它不仅一般地提倡“非攻”、“无斗”,还充分揭示了“非攻”、“无斗”之说的心理基础和根源,即只要你心中把一切世俗的所谓“羞辱”,不视为无可忍受的“羞辱”,那你也就不会再为之“斗争”,天下自然就会无“攻”无“斗”了。

  其二,宋钘、尹文学说还有主张“接万物以别宥为始”和“僈差等”的特点。宋、尹认为,认识事物应以去掉主观的成见和偏见为出发点,一切平等地对待。《尸子·广泽》曰:“料(钘)子贵别宥。”《吕氏春秋·去宥》曰:“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故凡人必别宥然后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陈奇猷以为此“盖亦料子、宋钘、尹文等流派之说也”(11)。可见,“别宥”确是宋钘、尹文学说的又一特点。

  其三,宋钘、尹文对人性的认识,在当时“性善”、“性恶”的争论中,观点独树一帜,即认为人之“情欲寡浅”。《荀子·天论》曰:“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杨倞注:“宋子,名钘,宋人也,与孟子同时。下篇云:‘宋子以人之情欲为寡,而皆以己之情为多,过也。’”如果说宋、尹“见侮不辱,使人不斗”,是就他们自己而言,指的是他们能不与人“斗”,或使人不与己“斗”的话,那么“情欲寡浅”之说,则应该是就全社会的人或所有人而言的了。在宋钘、尹文看来,人们之所以要互相斗争,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人们都认为人的情欲“多”,难以满足,所以要“斗(争)”。但实际上这是不对的,人的本性不是“欲多”而是“欲寡”,只要全社会的人都能认识到人之“情欲寡浅”这一点,则社会上的“斗争”之火自然就会熄灭。因此,《庄子·天下》篇才以为“情欲寡浅”和“禁攻寝兵”只是内外之别,实质上是一回事。

  宋钘、尹文学说的上述特点,显然与墨子的“爱无等差”的平等思想及“节用”、“非攻”的理论最为相近,这在稷下学宫中是十分特殊的,故不能不引起后世学者的注意,把他们归入到墨家学派中去了。但有人认为,“从现存材料来看,宋、尹二人的学术思想虽然存在着某些联系,但却很微弱,而二者的区别却是十分突出的,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因此不存在什么“宋、尹学派”。而且,“《天下》(篇)叙述评论的只是宋钘的思想,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其中见侮不辱、禁攻救斗的思想影响了尹文,但尹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些,他的学术思想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一个突出名法的黄老学者”(12)。

  论者的这一看法自然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但也有失偏颇,至少是与稷下学的学术背景脱节的。因为将宋钘、尹文的学说合在一起,将他们二人都称为“墨家学者”,其实只是着眼于宋、尹二人及其学说与墨家思想的相同点而言的,着眼于宋、尹二人学术在整个稷下学宫中共同特点而言的,而并不是为对宋、尹学术作出全面的评述,更不是有意要抹杀宋、尹二人的学术差异,无视宋钘主要“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而尹文的“学术思想已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是一个突出名、法的黄老学者”这一事实。如果说宋钘重“情欲寡浅”和“禁攻寝兵”,因而“属于墨学的支裔流亚”的话,那么尹文的学术思想也并非与宋钘“大相径庭”或与墨家毫无关系。《尹文子》中的“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诸说已见上引。既同于墨子的“非攻”、“无斗”之义;其“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的观点,又何尝不与后期墨家名辩学说一致?故吕思勉既称《吕氏春秋·正名》载尹文说齐王事可信,又以为“尹文之说,极致谨于名实之间,而亦及见侮不斗”,“知庄子以宋钘、尹文并列为不诬矣”(13)。钱穆亦以宋钘为墨徒,并说:“尹文实承墨氏之绪,其《名书》开公孙龙之辩,无为容下,标道家之的。《韩非子·内储说上》载尹文与齐王论治国以赏罚为利器,则通于法家之囿也。兼名墨,启道法,此稷下学风。”(14)这些都告诉我们,尹文学术思想中具有的名家特色,实际正是他被归于墨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于稷下学者是不能以先秦早期纯粹的儒、墨、道、法、名等诸子学派来看待的。此时的孟子、荀子都是一代名儒,却也被一些人称为“稷下学者”,孟子的“心气论”确曾受到过“管子学派”的影响(15),荀子则有道家的“虚壹而静”和法家的“隆礼重法”的思想,很难说他们都是“醇儒”。田骈、慎到,《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称他们“学黄老道德之术”,但《汉书·艺文志》却将“《田子》二十五篇”入道家,而将“《慎子》四十二篇”入法家。名家公孙龙亦曾说赵惠王偃兵(《吕氏春秋·审应》),说燕昭王偃兵(《吕氏春秋·应言》),且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而吕思勉又云:名家之学“纵不必即出于墨,而名家之学,关系极密,则无可疑矣”。要言之,在稷下学宫中,诸子学术的基本特点是诸子走向融合,概而称之,可曰“稷下学派”或“稷下黄老道家”;析而名之,儒学特色著者名之曰“儒”,墨学之特色著者名之曰“墨”,道家、法家、阴阳家特色著者,名之曰“道”、曰“法”、曰“阴阳”……,实则彼此多有吸收交融。宋钘、尹文之学,既有道家、名家的特色,又有墨家和法家的成分,而在《庄子·天下》篇和《群辅录》二书的作者看来,他们的墨学特色尤为显著,故将二人与墨者并列,视为先秦所谓“三墨”之一,如此而已。上文孙诒让曾以《尹文子·大道上》中有“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等语而否定尹文为墨家,却不知此篇同时也否定了名、法、儒诸家,但人们却常常以尹文属之名家,这不也是自相矛盾的吗?他到底是不是“名、法”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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