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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2018年10月09日 17: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何萍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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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距今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在这20多年间,中国经济哲学经历了研究课题的转换和哲学理论的建构,已经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为了推进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我们需要对其中的重要问题作一方法论的反思。

  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问题

  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问题,是有关经济哲学的定性问题,即经济哲学究竟是部门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科?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经济哲学的发展方向,而且关系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发展方向,是不可不解决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有关。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随着中国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三个趋向:第一个趋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第二个趋向是哲学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哲学体系的建构,中国的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视野;第三个趋向是文化哲学、经济哲学、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的兴起,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空间。在这三个趋向中,唯独第三个趋向上发展起来的学科存在着理论定位的问题。因为这些学科出现后,通常被定位为部门哲学,而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流之外。这一理论定位显然背离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走向,极大地妨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因此,要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现状,就需要对这些学科进行重新定位。

  要给经济哲学一个准确的理论定位,首先要厘清经济哲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那里,具有双重含义:一重是经济学的含义;一重是哲学的含义。经济学的含义重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过程,而哲学的含义则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这一研究构成了他的唯物史观的一部分。在这两重含义中,马克思更重视后者,因为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令他苦恼的市民社会问题,发现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律。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在学科分类上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仅归于经济学学科,这就把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分离出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只讲其中经济学的内容,不讲哲学的内容,而唯物史观的研究只讲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框架,而不讲政治经济学,即使讲,也只论及《资本论》的逻辑方法。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方式在两个因素的刺激下发生了变化:一个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启发,开始重视《资本论》的研究,把《资本论》当作唯物史观的著作加以阐发;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思考和研究中国社会转型和未来发展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哲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当时的研究者之所以没有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而采用了经济哲学这个概念,旨在突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这本身也是对以往学科分类和以往唯物史观研究方式的一种校正。

  如果说经济哲学概念的提出是对以往唯物史观研究方式的校正,那么,经济哲学研究的多向度开展则带来了唯物史观研究内容的开新。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是在三个向度上开展的:第一个向度是把《资本论》作为文本,结合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来阐发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打通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联结,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第二个向度是从哲学的意义上阐发了马克思的货币、价值、商品拜物教等概念中所包含的资本批判的观念,建构了唯物史观的批判维度;第三个向度是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资料,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进行考据学研究,开创了马克思原著研究新方向。

  从经济哲学概念的提出到多向度研究的开展,中国经济哲学始终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展开的,它不仅突出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意义,而且改变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观念和结构。这一事实证明,中国的经济哲学不是部门哲学,不是具体的经济理论科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学科。

  经济哲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框架

  中国的经济哲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其历史基础。它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却又不拘泥于中国的现实,而是力图从中国的现实中发现中国社会转型的内在根据和未来走向。那么,经济哲学应该如何研究中国的市场经济?研究这个问题,显然不能采用经济学的方法,而必须采用唯物史观的方法。但是,唯物史观的方法有很多种,究竟哪一种才是经济哲学应该采用的方法?

  谈到唯物史观的方法,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和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除了这些方法之外,唯物史观还有一个被人们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经验原型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曾经用这个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的规律。他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第一版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这段话表明,马克思能够深入地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规律并取得卓越的成就,就在于他选择了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研究的经验原型,对它进行了透彻的分析。英国的典型性主要在于两点:其一,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那里表现得最为充分;其二,它的发展规律寓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能够向较不发达的工业国家显示它的未来景象。正是这两点,构成了马克思运用经验原型分析方法的原则。《资本论》发表后所产生的持续影响力证明了这种经验原型分析方法对于研究世界历史规律的有效性。正是这种有效性,启示我们思考中国经济哲学究竟应该如何建构理论框架。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就成为世界各国思想家们研究的聚焦点。这缘于人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典型性的三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化而来的,是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成功典型;第二种理解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体中的重要成员国,是后现代国家崛起的典型;第三种理解是,中国成功抵御世界经济、政治风险的能力显示了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变革中的典型性。这三种理解构成了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三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中国经济哲学的研究应该吸取这三种理论框架的长处,建构一个更有广度和深度的理论框架,即从20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变革中研究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和在世界历史中的定位。这一理论框架要求把中国的市场经济作为一个融经济、政治、文化于一体的整体文化现象,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所经历的以及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变化。如果中国经济哲学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科学的回答,那么,中国经济哲学就能够为正在进行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贡献中国智慧。

  总结20年来中国经济哲学取得的成就,反思它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和将要拓展的空间,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需要经济哲学,中国的经济哲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作者:何萍,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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