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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甄嬛传》看得疯掉了,好看
2014年06月24日 00:00 来源:中国新闻网 作者:记者 罗皓菱 字号

内容摘要:白先勇说,愈到晚年,发现自己跟父亲白崇禧越来越像。白先勇: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很多事情他不晓得跟我讲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

关键词:白先勇;好看;父亲;台湾;昆曲

作者简介:

  白先勇说,愈到晚年,发现自己跟父亲白崇禧越来越像。“从前还不太觉得,年纪大了才发现,咦,怎么越来越像爸爸。他做事常常锲而不舍,不做成不罢休,很少说半途而废。”

  这些年,白先勇确实如此,做昆曲如是,写父亲亦如是。继《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之后,白先勇马不停蹄又带来一本有关父亲的新作《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之所以有此书,是因为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受蒋介石委派,白崇禧赴台湾宣慰,处理善后事务。

  “关于我父亲,有太多的话想说,怎么写都写不完。”白先勇长叹道。

  李欧梵先生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现在他还正在做着“父亲”的民国梦。梦正酣,尚未醒……

  有梦的人常常比较容易幸福,77岁的白先勇身体里藏着的还是那个当年趴在钢琴上,手执一杯曼哈顿,纵酒欢歌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两眼放光,说到兴起处从沙发上立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盖。说到动情处,他的手指则在腿上轻点,就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

  和白先勇聊天总是从下午开始,多少年来他形成了严格的作息时间:晚上读书写作,一直到天亮,上午是他的“夜晚”,“晚上很安静,我的书大部分都是晚上写出来的。”

  话题一般是从“父亲”开始,以“文学”结束。儿子写父亲难免有些“不客观”,他说,“人之常情,我不为我父亲说话,我为谁说话?”……隔了半晌,补充道,“但史料都是在的,我不是凭空瞎写。”——文学还写不写?一只手重重落在腿上,嗓音提高八度,“有的!有的!一本一本来嘛。”

  谈父亲

  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

  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

  北青报:我们都知道您刚刚出版了《白崇禧将军身影集》,还正在写父亲的传记,为什么要单独出版《关键十六天:白崇禧将军与二二八》?

  白先勇: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丧失生命,多少心灵受到创伤,多少家庭遭遇不幸。在我看来,1947年在台湾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不仅是台湾史上,亦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大悲剧。1894至1895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被割让,台湾人民是这场第一次中日战争的最大受害者。1937至1945年,第二次中日八年战争,大陆人民丧失上千万生命,亦是最大的受害者。而这同一民族、同是被日本军国主义迫害的两地人民,在二二八事件中竟然互相残杀起来,留下巨大的创伤和难以弥补的裂痕。对待如此严重的历史事件,当务之急,是把当年的历史真相,原原本本彻底还原。只有还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后达到谅解。

  北青报:您是从什么时候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

  白先勇:二二八发生的1947年,我当时还住在上海那栋洋房里养病。不过碰巧的是,陈仪在派去台湾之前,是我们的邻居。他的日本太太我每天看到,那个时候房子很奇怪,栏杆有很大的缝隙,能够看见对面的。

  我是1952年从香港到台湾来的,离开二二八事件不过五年,所以他们记忆犹新啊。当时我15岁,在建国中学读书。我念中学以至上大学的年份里,常常遇到老一辈的台湾本省人士对我这样说:当时要不是你父亲到台湾来,台湾人更不得了啦!我父亲过世的时候,上千人来祭悼,很多人都是我不认识的,扶老携幼,可以看出台湾人民对他的感念。

  北青报:这本书和《白崇禧将军身影集》不同的是,你是和廖彦博一起合作的,主要的部分由他书写,而您则负责与一些当事人的口述部分。

  白先勇:虽然我因为撰写父亲传记,涉猎过不少有关二二八事件的书籍,但我本身未受过史学训练,搜集资料,取舍分析,对我来说,是一件吃重而不讨好的工作。幸亏我找到合作对象,青年历史学者廖彦博。他这篇长达160余页的论文,考核翔实,观照全面,是迄今为止对父亲来台宣慰这段关键历史最完整的一则文献。

  书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访问,由我亲自主导。我一共访问了六位人士,六位受访者从各种角度切入,让父亲宣慰台湾这段历史不仅只存于文献记载,也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比如萧锦文,他已经被推到大卡车上,往刑场枪决。可是卡车走到一半,又折回头,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过一劫。萧锦文后来出狱后,舅舅邓社长告知,是父亲那道“禁止滥杀,公开审判”的命令,千钧一发,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我访问萧锦文时,他已88岁,提到这段往事,仍十分激动,他紧握住我的手,颤声说道:“是你父亲那道命令,让我多活了66年!”

  北青报:改变写作的方式是不是您从《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就感觉到了一种历史写作的困境?事实上那本书出来以后,也有读者有一些不同意见,认为有些“文过饰非,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白先勇:很多人说我为我父亲讲话,我不为我父亲讲话,我为谁讲话?很多事情他不晓得跟我讲了多少次,我知道他的看法。当然其中必然有个人的看法,但都是凭史料,没做过的事情我不会讲,尤其这本书,在台湾非常敏感。

  北青报:作为一个父亲,他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白先勇:我父亲虽然很威严,但他能够讲理,你可以说服他。当初我从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系考台大外文系的时候,当时家长肯定不会同意的,会被骂死的,但我父亲没有生气。人各有志嘛,他年轻时不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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