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干部“吐槽”:干得挺多、挣得太少,没有点额外收入,不来点体外循环,拉不开栓。平心而论,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务员工资也应该水涨船高。然而,“工资低”的抱怨,并不能成为灰色收入、隐性福利的借口。还要看到,取缔不合理收入,恰恰是增加合理收入的第一步。只有工资和收入统一了、规范了、透明了,公务员的真实收入才不至于雾里看花,给公务员涨工资才会得到社会的理解。

　　相比于“低收入”焦虑,一些人“官不聊生”的慨叹,还在于“高风险”用权。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雷日科夫引用过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负担。当它是负担时就会稳如泰山, 而当权力变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在任何时候,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用之何处,最能体现执政者的追求。如果把本不该有的特权剔除就感叹“为官不易”,把超标滥配的待遇归零就抱怨“官不聊生”,我们的觉悟和境界体现在哪里?

　　从这个角度,“为官不易”的形成,恰恰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常态;“为官不易”的感叹,则对应着以往“为官太易”的扭曲。

　　——人民日报:《“官不聊生”错在哪》

　　强迫违法者“站岗”接力执法,也有违法设定行政强制、偏离执法目的之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于行人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处以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在现行法律规定下,罚款是唯一的处罚方式。而汉阳执法部门要求违法者必须站在街头抓下一个违法人员,一定程度上属于对人身自由的强制,这种执法方式不仅超出了法律规定,而且违反了行政强制必须法定的原则。

　　从执法目的上来看,让违法者接力抓人替代自己,一方面在大庭广众之下将违法者树为“典型”,使其在人格尊严上产生羞恶之心,另一方面,使民众产生人人自危之感,有鼓动民众相互斗争之嫌,偏离了对违法行为人惩戒、教育,并预防违法行为发生的执法目的,也不利于引领社会公序良俗的形成,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

　　——李洋:《治理闯红灯,怎能挑起民众“互斗”》(《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