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蒋大兴在《检察日报》撰文指出，“行政化治理”在中国被等同于“无效率”或者“低效率”。长期以来，行政化的治理也被视为国企的弊病，“去行政化”成为国企改革的当然逻辑，另一种更世俗、更习惯的说法是“政企分开”。但国企的行政化有多重可能：可能是为了实现国企的经济功能，也可能是为了实现国企的公共功能。

　　国企的行政治理并非都具有不合理性，行政治理可能有其“经济/商业”上或者“政治/公共”上的合理性。在中国，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必然现实，是国家作为企业股东以及国企作为公共企业的本质使然。

　　行政化治理虽然一直被视为有碍国企商业化，但亦有其“效率性”的一面，它有助于国企得到更多商业资源和商业利益。而且，国企的行政化治理是一种世界现象，差别只在于其目标以及内容、手段和方式的不同。由此，国企面对的关键问题，就不是如何脱离行政化治理的问题，而是如何改进行政化的治理、进行何种行政化治理的问题，即如何跳出原有产权调控模式，从利润导向走向公共导向，提升治理的透明度，让国企为国家发展、为一般社会公众谋取福利。

　　中国一直追求将国企打造成独立的商事主体，追求国企营利目标的实现，这显然背离了作为公共企业的国企本质。应当撩开国企的商事面罩，重新回到公共企业以及公共企业法的改革道路上。

　　（张衡 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