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卢风，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084

　　内容提要：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是不容评价的绝对好的事业，这预设了科学的价值中立，但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有的科学主义者认为科学仅凭科学家对私利的追求和科学方法而保证自我纠错，科学之自我纠错与良知无关，实际上科学之自我纠错离不开科学家的基本良知。若坚持科技以人为本，还必须将科技事业置于民主与法治的统辖之下，科技没有理由成为不容评价且凌驾于民主与法治之上的事业。

　　关 键 词：科学/民主/良知

　　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主张“科学与民主并重”，呼吁国人拥戴“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塞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认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2-243页。）。可惜的是，这两位“先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不但未受到拥戴，而且备受压制。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很快就认识到“塞先生”的巨大威力，主流意识形态则把科技提高到“第一生产力”的高度，于是科技被认为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第一推动力”。但面对核战争的潜在威胁和工业文明所导致的全球性环境危机，又有人认为科技是一柄“双刃剑”，这便伤了科学主义者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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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科学主义者看来，说技术和应用科学是“双刃剑”还讲得过去，因为技术确实有负面效应，例如，原子能技术既造福于人类，又造成了核战争的威胁。但他们认为纯科学不是“双刃剑”，意思是纯科学只追求真理，或只探究自然奥秘，从而是绝对好的东西。殊不知科学（即使是纯科学）也只是人的事业，而不是神的事业，人所做的事情有绝对好的吗？没有！只要是人的事业，都只是相对好的，没有什么绝对好的。中国的封建皇帝宣称自己的统治是绝对合理的，想让臣民相信他的事业是绝对好的，但这显然是欺骗。可见，政治不是绝对好的，说“国家是必要的罪恶”，就是说国家不是什么绝对好的东西。许多宗教领导人想让信众相信他们所创立的宗教是绝对好的，这也是欺骗。宗教也不是什么绝对好的东西，宗教中有“邪教”，“邪教”是不好的宗教。我们还可以一一列举其他人类事业。人们大约不会认为商业是绝对好的，尽管我们离不开商业；人们也不会认为军事是绝对好的，尽管在国家消亡之前我们必须有军队。

　　科学主义者反对说科学是一柄“双刃剑”，试图表明科学是价值中立的。他们认为，科学理论（或假说）只有真假之分，没有好坏之分。这种观点依赖于逻辑实证主义著名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或描述性言说(descriptive utterances)与评价性言说(evaluative utterances)的二分（注：John R.Searle,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United States,in Nicholas Bunnin and E.P.Tsui-James,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Philosophy,Blakwell,1996,pp.1-24.）。然而，普特南(Hilary Putnam)已令人信服地证明，事实与价值是相互渗透的。在普特南看来，“每一个事实都渗透着价值，而我们的每一种价值都负载着某种事实”，事实和价值通过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框架而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之中。通过对最简单的陈述的分析，即可看出这种联系。就以“猫在草席上”这个陈述为例吧！如果某人真的在某种语境中作了这一判断，那他便用了“猫”、“在……之上”以及“草席”这么三个概念，而这些概念的出现和通用便反映了文化的旨趣和价值(the interests and values)。我们有“猫”这一范畴，因为我们认为把世界划分为动物为非动物是重要的，而且我们还对某一给定的动物属于哪一个种感兴趣。说一只猫而并不仅仅一个东西在草席上，才是恰当的。我们有“草席”范畴，因为我们认为把非动物性事物划分为人造物和非人造物是重要的，而且我们对特定人造物的用途和性能感兴趣。说猫在草席上而不仅仅在某个东西上才是恰当的。我们有“在…之上”这一范畴，因为我们对空间关系感兴趣。（注：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p.201-202.）可见，我们的语言是一个复杂的分类系统，而分类就体现了我们的旨趣和价值，在特定语境中的语言选择（即对恰当性的重视）又反映了我们的特殊旨趣。所以，就连最简单的事实（陈述）也是渗透价值的。更不用说社会事实（陈述）了。“一个放弃了日常道德观念，或以不同意识形态和道德观取代了日常道德观念的文化，将会丧失以我们现在的智能去恰当而又清楚地描述日常人际关系、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的功能。”（注：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12.）可见人不可能不带任何道德观念（或价值观念）而纯粹地、绝对中立地描述客观事实。因为“任何概念框架的选择都预设了价值，”描述日常人际关系和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以及思考个人生活计划的框架选择都会涉及人的道德价值。“你不可能选择一个只‘摹写’(copies)事实的框架，因为没有什么框架只是对世界的‘摹写’”（注：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15）。我们不能接受普特南哲学的实用主义倾向，但他对人类语言框架中事实与价值相互渗透的论证和阐述是很有说服力的。我们不必完全取消事实与价值的区分，但必须承认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如果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以及在描述性言说与评价性言说之间没有截然分明的界限，那便没有什么纯粹描述性的学科，亦即没有什么纯粹描述性的科学。可见，科学不是价值中立的。

　　当代科学主义者强调科学的价值中立，实际上是想表明，科学是追求纯粹真理（或知识）的不容评价的事业。不能说科学事业有好有坏，科学只好不坏，即是绝对好的。但为能令人信服，科学主义者必须给出论证：为什么宗教、政治、军事、商业都是可以评价其好坏的事业，惟独科学是绝对好的不容评价的事业。一种不容评价的态度便是追求绝对权力的态度，一种不容评价的事业便是专制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