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阳明禅说起

　　王阳明先生的学问曾被一些人讥之为“阳明禅”，其言下之意谓阳明之学恐非儒学正统，而几近佛老，故以“禅”称之。吾以为阳明的学问乃儒学之正宗无疑，阳明先生的一生亦是体现了“内圣外王”的标准与风范的儒者的一生。虽然，王阳明先生在世之时确曾与一些道士、禅师过从甚密，他的奇特的经历亦表明了他与佛道两家有着不解之缘，而阳明心学体系之建立确实有从佛学（尤其是禅与华严）借用资源的痕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阳明心学只是儒化了的禅佛学。事实上历史已经向人们证明了阳明先生无认是其人生的践行，还是其学问在世间的影响都是积极入世的。这乃是不争的事实。

　　从方法论上来看，阳明心学与禅学极为相似，乃是因为心学与禅学所论的形上本体对象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非常具有禅的风格的阳明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之心体尤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常寂常应的佛性。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良知，佛曰佛性，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发用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是廓然大公的。唯有如此它才能是物物皆显，无起无不起，方能是物来顺应，无为无不为的。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来考察，吾以为作为某种观念论思想体系的心学或禅学，当其面对这种无所不包的本体哲学范畴时，达成了这种相似的认识，这实在不足为怪。然若以此之相同而认为心学是禅学之儒家版本却是根据不足的。也许倘可以说，儒、释、道三家学说所指的那个超越境界和形上本体是一致而无差别的，但这仅指三家学说的上半截而言可作如是观。若论及下半截，即形上本体之下行发用，应事接物，则三家学说就截然不同了。本文拟专门从阳明禅和儒家的养静工夫来说儒学修道中的致良知之道。

　　王阳明先生的心学以“良知”为最高之根本，其学问又讲“致良知”，这一“致”字，既是学问，亦是工夫。其“知行合一”的教法更是指出学问工夫须打成一片，圆融不二的津梁。

　　阳明认为心之本体即为良知，即是道。但是这个本体之道却是不可以用语言、概念讲清楚的。阳明曰：“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不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有而未尝有，是真有；无而未尝无，是真无；见而未尝见，是真见。”此番玄妙之谈已经说明了道（良知）是难以用语言说理的方法去接近的。但是儒学修维之最后目的又必须是致良知，是达道。那么，以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够去接近这个超言绝相的道（良知）呢？这自然就引出了阳明心学中的修养方法。

　　也许是得宜于佛，老之故，阳明心学的悟心体之法便是静坐。在论做学工夫时阳明说道：“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须教之省察克治。”看来，阳明教人是以养静作为进道入学的着手工夫的。此静坐虽为修学之方便法，但却是达致究竟的不可或缺的方法。盖“息思虑”也好，“省察克治”也好，在修学上已既是工夫，又是学问。从心体之明莹而悟入本体乃是阳明学说的一大特点，所谓“一悟本体，即是工夫”。在此意义上来看，修静之法，既是方便法，亦是究竟法。王阳明先生的“龙场悟道”即是最好的说明。

　　由于阳明学在形上本体的论说方法上以及入手静坐修习的工夫上（“息思虑”，“省察克治”与佛家的止观法门异曲而同工）同禅佛学颇有相似之处，故招致人称之为“阳明禅”。但其实静坐修养一法并非完全来自佛家，先秦之前的先儒学问于这方面亦是有着丰厚资源的。

　　通观整个阳明的学问，若以其静坐法近于禅门止观尚可说过去，而其“知行合一”“事上磨”等学说则离禅甚远了。因此阳明学之被称为阳明禅实在是只见其似禅之一面，而不见其非禅之另一面。其实，阳明先生的养静工夫便是儒家的养静工夫，阳明先生主张的静坐便是儒家的静坐，这是不可辨的。

　　这里，吾将从阳明禅的话头引出儒学修道中的养静工夫这个话题。在以下的论述中读者庶几可见儒学工夫之一斑，至于阳明学是禅抑或非禅，读者亦可自去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