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science's Voluntary Self Denia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作者简介：李翔海(1962- )，男，湖北荆门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乃至现代新儒学中均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现代新儒学理论建构的逻辑归结。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争论参与者对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存在差异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尽管“良知自我坎陷”说很难真正为中国文化带来科学与民主，自现代新儒学“道问学”的理路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提出质疑，从外在于儒学的立场更可以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做出更为严厉的批评，但如果仅就儒学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而言，“良知自我坎陷”或许是一有其内在必然性的理路，从而很可能会在儒学未来的发展中产生久远影响。

　　关 键 词：“良知自我坎陷”/第三期儒学/三统开出/现代知识论/终极关怀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批准号13&ZD056)阶段性成果。

　　牟宗三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重镇之一。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在中西哲学对比反省的整体背景下，较为系统地梳理和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力图会通中西哲学传统，而达成在根本精神归趋上皈依于中国哲学的“新的综合”。与此同时，他还在文化的层面就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问题做了有一定理论深度的阐释。这些显然都是事关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开展的重大问题。正因为此，近一二十年来，随着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升温，牟先生的新儒学思想也受到了来自于海内外的广泛关注。而“良知自我坎陷”说则在一定意义上堪称牟先生有关理论中争议最多的一个问题。自牟先生1947年在《王阳明致良知教》一书中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以来，一方面是不断有人对它提出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是集中在质疑它能否为科学、民主在中国文化中确立内在根据这一问题上。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有现代新儒家的后学面对这些批评来为“良知自我坎陷”说进行辨白与申说。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良知自我坎陷”说，即使是在现代新儒家的内部，也有人提出了在整体上具有否定性意味的责难。作为广义的现代新儒家阵营中一员的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

　　在笔者看来，由于“良知自我坎陷”说在牟宗三思想系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不仅是连接“无执的存有论”与“执的存有论”的纽带，而且是“德性主体”开出“知性主体”的枢机，因此，它受到广泛关注是很自然的。而之所以围绕此说长期纷争不休，除了争论的参与者对于相关问题的义理把握与价值判断方面存在差异之外，论衡“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层面或角度之不同，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换言之，争论的双方往往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对话。为此，本文拟在“儒学的现代新开展”的视野下，对“良知自我坎陷”说在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中的意义略作展示，以期能够从一个侧面加深对于“良知自我坎陷”说的理解和把握。接下来首先对“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具体内容做出概要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