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ate Knowledge and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Public Reason

　　作者简介：李洪卫，河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部，天津，300401

　　原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沪)2013年第6期

　　内容提要：罗尔斯的公共理性涉及公民的合作意向和彼此互动的“相互性”即等利害问题，康德也曾就此问题给出过自己的证明。儒家的良知学突出个体与他人关系中的“共感”：伤生若己。其中既包含着先天的同情心即对他人困境的同情和彼此援助的责任，也包含着彼此公平对待的情感面向，这一点在以往是有所忽视的，它的终极的实证根据是个体的万物一体的体悟。孔子强调人与人之间以德报德，这反映了儒家良知学之公共性的诉求，昭示其有成为构建公共理性的可能基础之一。

　　关键词：良知/相互性/公共理性/直

　　标题注释：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良知与中国公共哲学的建立”(HB12ZX006)的阶段性成果。

　　一、罗尔斯公共理性概念及康德人类合作的相互关系证明

　　(一)罗尔斯的公共理性

　　罗尔斯在提出公共理性概念的时候是意有所指的，针对的是由各种可能的完备性学说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人为的分裂和敌对，因此他把公共理性限定为或者强调为一种超越了各种私人关系和社群关系的公民关系：作为自由平等公民的理性是有关公共的理性、主体关怀是有关公共善、公共性由公共推理表现出来的这样三个方面。①其核心是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一个公民的合作体系，这个体系的前提是公民之间的平等和合作。这是关于公共理性的前提问题，没有公民的平等也就没有自由的合作，而如果没有相互间的义务关系的设定，社会中的合作体系其实是无从谈起的。虽然在罗尔斯那里没有直接强调这一点，只是将它作为一个前提确定下来，但是这个前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其实也是需要加以论证的，这是公共理性的第一个要点或者叫前提证明。这是我这里要讨论的公共理性的第一个问题；因为将公共理性确定为公民之间的关系结构，因此，罗尔斯在其中特别强调了“相互性”(reciprocity)②，这是他在《万民法》中关于公共理性的一个核心概念。他突出这一点是为了确定个体之间交往的感性原则：即人们的日常交往是建立在一种互相平等和感性接触交往的基础之上的，即人们的日常交往是一种利益碰撞关系，这个利益性交往的原则就是“相互性”。这是我们这里要探讨的关于公共理性的第二个问题。

　　“相互性”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所秉行的一个潜意识中的基本原则：等利害交换。③香港大学慈继伟教授曾将“相互性”作为“正义”的秉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看来，正义的一个属性是关于正义的各种规范性的内容，这是可变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时期会有所不同。正义还有另一个属性：就是这个“等利害原则”，慈继伟认为这是正义的“结构性特征”④或形式性特征。他又将这种结构性的正义特性称作是狭义的或抽象的“正义秉性”，⑤也就是说，正义的严格的秉性就是个体交往的等利害原则。在罗尔斯看来，现代社会的公民交往不是建立在相同的或不同的宗教或其他价值观之下的交往，正因为各种完备性学说各不同，因此，公民之交往基础是“相互性”，公共理性的政治架构是为这种“相互性”服务的，公共推理也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但是，我们考察“相互性”作为人们的行为原则其实更是一个心理原则或者叫公平原则，是一种对等的心理和行为预期，它的根基是人的良知，我们必须深入到人心性的深处才能更加完整地把握相互性概念的道德心理基础和罗尔斯公共理性的心理前提。因此，我把平等合作关系和“相互性”作为公共理性的两个支点性原则。

　　在现代社会体系中，人们的合作是基于公民之间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是由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所确定的，但是对它的论证并非易事。一直以来，为人们所公认的主要是近代自然法的契约论的证明方式，即人的感性的博弈活动导致彼此权利的让渡形成公共权力，并同时将个人权利和义务关系明确起来。后来，罗尔斯的《正义论》虽然受到康德很大影响，其人性假设依旧是经济学的“理性人”设定，因为在功利主义兴盛的背景下这种人性设定成为了一种基本的共识，只能通过这种论证才能重新复活一种新的契约论证明，因此，罗尔斯借助“无知之幕”的假设对此进行了重新的演绎。这样，对于人类合作之论证主要都是基于人性的消极假设进行的，其实，还有一个不大为人们所关注的从人性的德性层面对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论证，而它主要是康德曾经给出的证明方式。同时，就人际关系的“相互性”要求康德也曾经给出过他自己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