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丁为祥，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　710062）

　　原文出处：《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安)2005年第03期 第13-19页

　　内容提要：良知是指道德理性的内在凝结与知能化表现而言。良知之“能”主要体现着道德理性对现实世界的观照与统摄作用；其“不能”则体现着良知与现实世界的隔离性与超越性。从孟子到张载到王阳明，良知一直沿着“能”的方向发展，至阳明弟子徐爱，始有“不能”的追究。从历史的角度看，良知“能”与“不能”的界限呈现出不断变化的色彩：先秦的“不能”，至宋明而成为“能”，张载的“能”，至阳明又成为“不能”，而至熊十力复又成为“能”，其“能”的界限始终随着主体的体认度与认同度的深化而不断拓展，并且也始终是以“不能”作为其“能”的前提基础与现实支撑的。

　　关 键 词：良知/道德理性/能/不能

　　自孟子以来，儒家便有“良知良能”一说，到了北宋，张载又提出了“天德良知”说，由此开启了宋明理学中的良知学传统。到了王阳明，便专门以致良知为学。平时，他常常以“此知之外更无知”教戒门弟子；而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征思田的途中，他甚至还专门致书其儿子说：“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王阳明全集·寄正宪男手墨二卷》)，充分表现了他对其良知之学的自居与自信。阳明之后，良知说风行天下，几乎取得了与天理同等的地位。直到今天，“天理良知”还仍然是国人口中常常出现的概念。

　　良知当然是道德理性的指谓，尤其是就道德理性在人之内在凝结而言的。在汉语的语境中，它往往起着做人之道德底线的作用。阳明的“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1](《王阳明全集·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正是就良知对整个人伦世界的支撑作用而言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人们似乎总是强调良知的“能”，总是在高扬其正面的作用，却很少谈到良知的“不能”。其实，强调良知之“能”固然是对道德理性正面作用的阐扬；但叩问良知的“不能”却并不一定就是揭示道德理性的负面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良知的“能”往往体现在它的“不能”中，甚至也可以说，良知正是以“不能”作为其所有之“能”的前提基础的。

　　一、良知的提出及其所“能”

　　在历史上，良知首先是以“能”的方式提出的，因为这是良知得以提出的前提，所以我们也首先从其正面作用谈起。对于良知之“能”，孟子是这样表达的：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2](《孟子·尽心上》)。

　　在这里，所谓良知良能首先都是指人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先验知能而言的，那么，这种先验的知能是否就是人的一种生而具有的本能呢？从孟子所举的“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来看，它似乎就是一种本能。但是，从其后面的“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来看，它显然又不是指人的生物本能，而是指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因为本能只能停留于躯体关怀和躯体需要的范围，并且是以“我”的需要来划界的，而要将这种近于本能的人伦之爱“达之天下”，就绝非生物本能所能奏效；就生物本能而言，也根本无法为自己提出这种超出“我”之需求的任务。由于孟子认为“此天之所与我者”[2](《孟子·告子上》) 又坚持“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孟子·公孙丑上》)，因而它看起来接近于人的生物本能，实际上则是就人先验的道德理性而言的。所以说，尽管这种道德理性近乎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但由于孟子要求“达之天下”，因而它实际上也只能是就人自觉的道德理性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