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阳明的良知说，充分显示了人的主体性，达到了儒家主体哲学的高峰。但是这所谓主体，既不能理解为主客对立意义上的认识主体，也不能理解为“本体即实体”意义上的道德主体，只能理解为“天人合一”论的德性主体或生命主体。作为生命主体，良知与自然界有一种息息相关的有机联系。

　　阳明说，良知是“灵明”，这首先是从人与自然界的“感应之机”上说的。所谓“感应”，不是反应与被反应，认识与被认识的关系，而是相互感通的关系。物我相通，内外相通，天人相通，我的灵明就是天地万物的灵明，是一体相通的。阳明又说，良知不是一团血肉之心，而是知觉，是“那能听言动的”（《传习录上》），这实际上是讲心灵的知觉能力。比如说，良知是“是非之心”，是说良知能“知是知非”，但本身并不就是是非；良知又是“好恶之心”，是说良知能“好好恶恶”，但本身并不就是好恶。这种能力是内在的，无限的，但又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天即自然界赋予的。也就是他所说的“根于天命之性”（《大学问》），这也是讲“天人之际”的问题。

　　其次，“是非”与“好恶”也是统一的，知与情也是统一的，二者的统一也是从能力上说的。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情感始终居于重要地位（甚至核心地位）。他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传习录下》）。真正说来，所谓“是非”是指价值判断、道德判断上的是非，不是认识论的是非，这样的是非，正是由好恶之情决定的。但好恶又有分别，一种是“好好色，恶恶臭”那样的感性情感；一种是“好善而恶恶”那样的道德情感。后者是具有理性特征的，也是王阳明所重视和提倡的。人人有这种情感，因此便能辨别是非善恶，是非就是善恶。阳明又说，良知“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传习录中》），这更是讲道德情感，“真诚”是讲诚，亦可说是讲真；“恻怛”是讲仁，亦可说是讲善，真和善本来是统一的，但归根到底是讲仁即善，这是儒家哲学的根本精神，也是阳明学的根本精神。如果“是非”，好恶是从能力上说，那么，“真诚恻怛”则是从内容上说，只有具“真诚恻怛”之情，才能有“知是知非”、“好善恶恶”之能力，也才能有这样的功能与作用。

　　由此可见，只从狭义的“知”上理解良知是很不够的，如果只从认识论的意义上理解良知则是错误的。事实上，良知是完整的，知情是合一的，“不可分析”（阳明语）。这当然并不妨碍我们进行分析，但分析的结果是为了整合。海德格尔说：“把良知引向到知、情、意这些灵魂能力之一，或把它解释为这些能力的混合产物，面对良知这类现象，套以分门别类的灵魂能力和个人行为上面的游移无据的框框，在存在论人类学上何其简陋不足，可谓有目共睹。”（《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5页）不管海德格尔对良知的解释如何， 他的这一看法却是正确的，即不能把良知引向心灵能力的任何一个方面，不能用“分门别类”的方法去解释良知。但是用心灵的能力解释良知这本身并没有错，从知、情、意的能力上解释良知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要引向某一种能力，更不能偏执在“知”上。应当说，良知的关键是“良”而不是“知”。

　　良知是不是突出了个体性原则？王阳明是不是发现了个人？这是当前研究中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毫无疑问，良知只能是个人的良知，因为它同个体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开了个体生命，还谈什么良知？良知就是“真己”，“真己何尝离着躯体？”（《传习录上》）人人都有一个躯体，状貌形态各不相同，但由此能不能断定，良知完全是主观的？有没有共同的良知或共通的良知？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有人认为，良知是个体的心，不是公共的心，故不能相通；又有人说，良知是宇宙的心，不是个体的心，故能够相通。这两种看法，似乎都不符合阳明的意思。阳明说，人人有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又是“尔自家的准则”，看你信得及还是信不及。这显然具有反传统、反教条、反权威的重要意义，他要人们相信自己的良知而不要迷信那些经典和权威，更反对用绝对普遍的天理来限制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突显了个体性原则和主观性原则。但良知既然是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标准，虽在每个人的心中，却又有共同性、共通性，因为人人有共同的本性。“是非”的标准应当是客观的，而不是纯粹主观的，是能够相通的，而不是互相隔绝的。如果人人一标准，人人一是非，那就是无是非，王阳明决不是价值相对论者或主观论者，他所说的是非、善恶是有共同性的。他一方面说，良知只能“从自家心上体认”，而不可外求；另一方面又说，“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因此，要除去“私心客气”，要“同好恶，公是非”（《传习录中》）。这样看来，良知既是个人的，又是共同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是主客内外合一的。阳明强调“心无内外”，“性无内外”，“知无内外”（《答罗整庵书》），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