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 the Reasons of the Uninterrupti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ical Civilization

　　作者简介：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湖南 长沙 410081

　　原文出处：《道德与文明》20162期

　　内容提要：中华伦理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损益性的文明路径和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中华美德的涵育与陶铸，中华道统的建构、拱立与护卫以及“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会通意识和包容精神是其根本原因，它们共同支撑并促进着中华伦理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关键词：中华伦理文明/绵延发展/原因

　　标题注释：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20009)。

　　中华伦理文明是世界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为什么与中华伦理文明同时甚或更早成型的伦理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古希腊文明都相继陨落或不得其传，而唯有中华伦理文明能够自古及今一脉相传且不断呈现出向前发展的活力？这是令许多历史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和伦理学家感兴趣的话题。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一文中指出，我中华文明有“为他族所莫能逮”的优异之点，并指出：“数千年前与我并建之国，至今无一存者。或阅百数十岁而灭，或阅千数百岁而灭。中间迭兴迭仆，不可数计。其赫然有名于时者，率皆新造耳。而吾独自羲轩肇构以来，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以迄于兹，自非有一种善美之精神，深入乎全国人之心中，而主宰之纲维之者。”[1]梁启超的观点道出了“美善之精神”对于中华伦理文明传承与发展的重大意义，揭示了中华伦理文明传承绵延的精神引领与价值拱立意义。我们认为，中华伦理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损益性的文明路径和旧邦新命的价值追求，中华美德的涵育与陶铸，中华道统的建构、拱立与护卫以及儒墨道法及儒释道伦理思想的相融互补是其根本原因，它们共同支撑并促进着中华伦理文明的传承发展。正是这种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的文化接力，“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的伦理精神及其涵育陶铸的传统美德，再加上道统的拱立与创新，使得中华伦理文明能够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站稳脚跟，并且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不断地实现衰而复兴，阙而复振，确保了中华伦理文明的一脉相承，使其成为世界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

　　一、损益性的文明路径和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

　　中华伦理文明自从伏羲、黄帝肇造以来，之所以能够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继继绳绳，不失旧物”，一个首要的原因是与中华损益性文明路径以及旧邦新命的国性基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华夏先民在由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时走的是一条损益性的文明路径，既继承创始的文明端绪又在其中添加与发展变化了的时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知。侯外庐比较了“中国的古代”(亚细亚的古代)与“古典的古代”(希腊、罗马)社会，认为“‘古典的古代’就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2]。古希腊进入文明社会的路径是通过革命的路线，冲破家族的羁绊，确立私产的地位，然后再过渡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建基于私产制度之上。中国进入文明的路径是通过维新的路线从家族过渡到国家，私产制度并未得以确立，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形成所谓的社稷。中西进入文明社会路径上的差异，决定了中西道德文化起点上的差异。中国古代道德文化表现出重视宗法家族道德和国家政治道德和合的贤人气质，古希腊则表现出注重自然探讨和自我实现的智者气象。受中国文明路径的影响，中国古代道德文化一开始就走上了一条注重把个体纳入群体之中的伦理型道路，个人的独立性始终是与他人的独立性特别是群体的和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之所以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人伦关系与家庭的和谐，重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以及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少有的礼仪之邦，探其本原，均可追溯到中国文明的路径。

　　张光直先生认为世界文明形成的方式主要有突破式和连续式两种形态，“希腊、罗马为代表的欧洲的西方的道路是一种断裂的道路，以中国为代表的道路是一种连续的道路。两者根本不一样，造成的古代文明也截然不同”[3]。张光直特别指出，中国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连续性的政治程序过程，财富的集中是靠政治权利的强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仪秩序与文明教化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