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x in Perspective of Post-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Deleuze

　　作者简介：李福岩，沈阳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治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原文出处：《哲学动态》(京)2013年第3期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关系研究”(09YJA720022)结题成果之一。

　　在20世纪下半叶法兰西社会政治文化潮流演变过程中，出现一位令学界瞩目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还有他的一位合作者——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Pierre-Félix Guattari，1930-1992)。和福柯、德里达、利奥塔一样，德勒兹也是以独特的人生感受来融合各类哲学思想，体悟、反思自己所经历的社会政治生活事件，创造了不同于现代西方及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新概念、新话语，书写出独特的后现代政治哲学，即一种新型微观政治哲学。现代西方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普遍采用的话语是时间性与空间性的“解放”概念：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对此现代政治哲学的理性概念话语，自视为概念劳动者的德勒兹非常不满，他创造了政治哲学新概念“解域”，试图通过差异的自由、身体的自由、欲望的自由来摆脱现代性社会政治权力对人的微观控制与束缚，即微观的小“解域”。进而，通过“游牧政治”在“千高原”上与社会控制权力展开普遍的游击战，他希望生成普遍的大“解域”。从“解放”到“解域”的概念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相应带来思维方式、思想内容的很大不同。其中一个便是，德勒兹的“解域”缺乏辩证的历史发展维度，主要地或基本上是在空间中进行的，属于一种空间政治哲学。

　　就德勒兹与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关系来说，还不简单是空间政治与时间政治的关系。对此，一些学者进行了各种非专题的讨论，取得了一些一般性结论，但缺乏全面、具体性分析。如有中国学者认为，德勒兹拒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阶级斗争学说，反对马克思关于社会进步的历史哲学，摒弃了马克思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抵制马克思关于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①还有些学者得出了一些正确结论，但也犯了一些低级错误，如有美国两位著名学者错误地说：德勒兹与加塔利“绝不把自己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者”②。而事实是，德勒兹在逝世前七年声称“从来没有抛弃过马克思”；在1990年春的一次谈话中又说：“加塔利和我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方式不同，但是我们俩都是。”③因此，尝试具体探讨其中的复杂微妙关系具有明显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我们已经遭遇包括德勒兹在内的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潮的冲击。

　　一 德勒兹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独特视域

　　作为出生在法国的犹太人，少年德勒兹切身而独特地感受到法西斯灭绝人类的战争之痛。他的哥哥在反德国法西斯的游击战争中被捕，并在被押送至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途中死去。从理论上解剖、批判法西斯主义的集权与暴力，并设计“游击战”这种“解域”策略与权力进行斗争，使现代性的悲剧不再重演，这在德勒兹作品中有反复的阐释与强调。他后来的政治哲学思考与少年时期对法西斯主义暴力、集权的痛恨，有着一定的关联性，并对其后现代政治哲学的独特思考有着孕育、促发作用。

　　同样是揭批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各家使用的理论工具是有差异的，结论也大不一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纳粹法西斯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至圣”、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把法西斯主义的产生看成是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一个理论结果，猛烈批判非理性主义的代表尼采。而德勒兹却是深受尼采哲学影响，“最讨厌的是黑格尔的学说和辩证法”，“非常喜欢反哲学史理性传统的哲学著作”，因为哲学史理性的“鸡奸”，造成了“一种爱的自我感的丧失”，喜爱尼采著作的言说方式：“各人以个人的名义说出简单的东西，凭感受、激动、经验、实验讲话。”④他还说：“从苏格拉底学派到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史就是漫长的人的服从的历史。”⑤

　　虽然卢卡奇与德勒兹在对理性主义、尼采的态度上有别，但德勒兹是在卢卡奇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从非理性微观欲望“辖域化”的视角出发去揭批法西斯主义的。德勒兹明显受到尼采非理性写作方式的影响，其全部理论活动是以独特的个人体验方式进行的，即从外围而到达哲学内部殿堂的，所谓“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只有倾斜的而非笔直的界线”。⑥这也正如当代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所说：“凡真正体验过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思想的哲学家，就再也不会按学院派哲学那种传统方式从事哲学研究了。”对他们而言，“思想甚至不是他们真正的研究题材——这本身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就是某种革命：他们的中心题目是选择把自己置于当代文明最严峻的问题面前接受考验的那个孤独的人，即个人独特的体验”。⑦德勒兹不喜欢哲学史的理性传统，但却对康德的理性主义哲学情有独钟，似乎与康德哲学存在着某种思想关系。

　　德勒兹也受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更是直接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奥地利著名学者赖希(1897-1957)性革命理论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德勒兹的影响是反向的作用，是其思想历程的一个环节，他与加塔利合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俄狄浦斯和精神分析学的批判”⑧。因为，德勒兹要解放“欲望”、摆脱控制，而弗洛伊德强调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每一种文明都依赖于工作的强制性和本能的放弃”。⑨他虽然批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对其学生赖希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则采纳了。对此，加塔利明确表示认可。赖希的著作与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影响很大，引起了新左派学生的关注并导致了一些具体的政治行动。在《法西斯主义的大众心理学》、《性的革命》等著作中，赖希认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倾向或性格结构在政治组织上的表现，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力量：“施虐—受虐狂”，是性压抑的一个结果。因此，为突破性压抑造成的专制极权，就要开展“性—政治运动”：从日常微观革命进展到宏观革命。在德勒兹后现代政治哲学思想内容中可以直接看到赖希上述思想的影子。还有，曾作为一位积极参与社会政治运动的左派知识分子，德勒兹在去世前明确表示他从来没有否弃过曾积极参与1968年的五月学生运动，其著作《反俄狄浦斯》“是68年风暴以后尚有一定份量的著作”⑩。也就是说，德勒兹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前后的社会政治思潮也有过很深的反思，“五月风暴”及其理论交锋深刻地影响包括他在内的所有后现代法国哲学家。这就好像法国大革命在其后的西方哲学家思想中打下深刻的烙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