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8日，中国政府公布了第一份关于互联网的白皮书，在其中特别强调了“互联网主权”。这份题为《中国互联网状况》的白皮书指出：“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应受到尊重和维护。”这份白皮书可以说是中国政府对当年早些时候它与谷歌之间不快遭遇的最详细的回应，它表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享有使用互联网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自觉维护互联网安全。”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首次明确“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规定“加强网络管理，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网络攻击、网络入侵、网络窃密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国家网络空间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中国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主权是一个逐步扩大的概念，从最初的领土到领海、领空，在信息时代应该强调信息主权。“防火墙之父”方滨兴认为，网络主权管辖的范围包括两个维度：其一是中国境内支撑网络的物理基础设施；其二是在中国境内基于网络物理设施所形成的空间，也就是上网的网民和由此形成的网络社区的“拟制领土”。

　　对于物理基础设施，方滨兴认为，由于根域名解析体制，各国的网络不能独立存在，仍受限于美国。而2013年斯诺登披露的“棱镜门”事件，则更进一步使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美国推行互联网霸权的野心，以及其对本国利益的潜在风险。

　　相较于物理基础设施，由网民组成的网络社区的“拟制领土”的主权观念受到了更多的争议。一般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自由主义者坚信，互联网从其诞生之初就刻有去中心化的特质。但反对者则认为开放并不意味着平等。由于技术手段和国家、组织间政治、经济地位差异，互联网使用主体间存在传播能力上的确实差距。

　　具体而言，方滨兴概括了网络主权的四个方面：维护本国网络独立运营，无需受制其他国家的独立权；网络之上各主体互联互通、互相尊重的平等权；保护本国网络免于攻击和打压的防卫权；以及主权者对网络的维护管理权。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修铭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所下的定义同“互联网主权”的原意恰好背道而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美国学者提出，既然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拥有自身的规则与居民（有人专门发明了netizen一词），它应该享有某种程度的“主权”。

　　“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生厌的铁血巨人们，我来自网络世界——一个崭新的心灵家园。作为未来的代言人，我代表未来，要求过去的你们别管我们。在我们这里，你们并不受欢迎。在我们聚集的地方，你们没有主权。”这段激动人心的话来自约翰·巴娄1996年发表的《互联网独立宣言》，它是当年互联网上的理想主义者们对“互联网主权”的诠释。

　　当我们说某个空间是有主权的，就意味着它只服从自己的规则，而不会服从其他国家的规则。中国的互联网白皮书显然主张，互联网并不能构成一块自治的领土。其实，在世界上不单单中国这样想。眼下，大多数国家都这样认定，网络公司或内容供应商必须遵守该国法律，至少是当它们在其境内产生了影响力或网站服务器实际存在于其境内的情况下。所以，吴修铭说，中国的“互联网主权”论，虽然说法难听些，但“就是国际私法中一句如实的典型论述”。不过，他同时也认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即便都不承认网络空间的主权，但它们对网络作为一种言论自由的平台还是抱着一定的尊敬态度；他认为：中国的态度与观点是，网络空间主权高于言论自由权。

　　吊诡的是，这种说法的正当性竟然被美国人给证实了。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世界上掀起了一片对赛博空间重新予以国家化的呼声。在此情况下，重新打造“互联网公地”成为关乎人类自由、交往和利益的关键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