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驻津巴布韦前大使黄桂芳对非洲有种难舍难分的情怀，他将自己的驻非经历用三个“三分之一”加以概括。本期，黄大使介绍了其在非工作的经历，介绍了乌干达、津巴布韦两国的发展概况，并谈到了非洲研究如何学以致用，助力中非关系发展。

　　没有去过非洲的人都“惧怕”非洲，认为非洲是“贫穷、落后、脏、乱、差” 的代名词。事实上，非洲人民是善良的，非洲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李鹏涛：黄大使，您好。您长期从事对非外交工作，足迹遍布20多个非洲国家，可谓阅历丰富。我很好奇您是如何开启外交生涯的，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黄桂芳：我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人家庭，父母亲都不识字。我之所以能够走上外交工作岗位，主要凭借了“三靠”：一靠组织上的安排、支持；二靠老师、朋友们对我的关照；三靠自己的个人努力。我与非洲渊源甚远，可以总结成三个“三分之一”——我去过三分之一的非洲国家，我出访的国家有三分之一在非洲，我工作过的、常驻的国家有三分之一在非洲。很多人说我有着难以割舍的非洲情结，的确如此。

　　李鹏涛：请您详细谈一下您所谓的“非洲情结”，为何非洲如此牵动您的心？

　　黄桂芳：一般来讲，没有去过非洲的人都“惧怕”非洲，认为非洲是“贫穷、落后、脏、乱、差” 的代名词。事实上，非洲人民是善良的，非洲大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我离开非洲十多年了，对我来讲，非洲的过去、现在、未来是一本读不完的“大部头”，我愿用毕生的精力来啃这本书。

　　从北边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非洲大陆上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长期的殖民统治和掠夺给非洲国家留下了很多“后遗症”。非洲各国边界很多是通过航拍在地图上划出来的，有的地方很不合理。例如乌干达和坦桑尼亚交界处有一个叫穆图库拉的边境村庄，村子正中有栋房子恰巧横跨边界线，这间房子被“一分为二”，房子中间以北属于乌干达，以南属于坦桑尼亚。穆图库拉的村民语言相通、生活习惯一样，却属于不同国家。非洲类似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这都是由早期殖民者一手造成的。

　　李鹏涛：您在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工作期间，恰逢伊迪·阿明统治时期，您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乌干达？

　　黄桂芳：乌干达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1962年独立后，它像其他非洲国家一样，面临着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艰巨任务。首任总统米尔顿·奥博特采取国有化发展道路，吸引少量的亚洲人前往乌干达推动发展。1971年1月25日，阿明趁总统奥博特在新加坡参加英联邦首脑会议时发动政变，阿明告诉奥博特：“有我在，你就放心吧，不用回来了。”此后，奥博特流亡坦桑尼亚，阿明统治时期开始。阿明上台后，约6万拥有英国国籍的亚洲人被赶走，导致乌干达的甘蔗制糖业、棉花种植业陷入瘫痪。阿明统治时期，乌干达多灾多难，这个被称为“非洲明珠”的国家经历了太多痛苦与磨难。

　　李鹏涛：阿明统治时期，乌干达可谓历尽磨难，这段时期的中乌关系又是如何？

　　黄桂芳：这段时期是乌干达的困难时期，阿明对华政策多变，但我国始终给予乌干达人民极大的援助。例如，阿明统治期间，一支来自我国浙江的水稻专家组前往乌干达基奔巴沼泽地垦荒，帮当地人化沼泽地为良田。后来，这个沼泽地脱胎成一个镇，成为周遭农民聚集之地。我国对乌干达的类似帮助还有很多。

　　李鹏涛：自1998年至2000年，您担任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这是津巴布韦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您是如何看待20世纪90年代津巴布韦的发展以及2000年以后津巴布韦局势的恶化的？

　　黄桂芳：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实行了比较稳健的经济计划，稳妥地处理了民族问题，社会发展比较稳定，值得肯定。然而，津巴布韦的经济命脉仍主要掌握在英国和英国裔的手里，穆加贝采取了很多措施限制了英国裔的利益，因此得罪了不少老殖民主义者。

　　津巴布韦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它是历史遗留问题。土地问题相当棘手，英国人本来承诺要拿出现金来赔偿，但是没有兑现。为此，津巴布韦的退伍军人肆意占领白人土地，甚至不惜动武，因此遭到英联邦的抵制，要将津巴布韦逐出英联邦。2003年12月6日，津巴布韦选择主动退出英联邦，并冻结英国在津巴布韦的资产。退伍军人主管农场后，由于缺乏资金、技术、管理经验，无力经营好农场，绝大多数农场纷纷倒闭。生产关系缺乏协调，生产力每况愈下，导致在非洲经济年均增速5%—6%的情况下，津巴布韦经济却呈现负增长，所发行的货币严重贬值。

　　李鹏涛：无论是乌干达还是津巴布韦，您的评价都是中肯而真诚的，我能够感觉到您对非洲的关注与牵挂。因此，我非常想请您针对非洲研究提出一些建议。

　　黄桂芳：如前所说，非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本厚厚的书，永远也读不完。非洲幅员广阔，50多个国家，各国情况都不一样，这为非洲研究增加了难度。虽然明代郑和曾到过肯尼亚等东非地区，透过大津巴布韦遗址，今人也可以想见中非悠远的贸易往来，但中国与非洲大陆毕竟路途遥远，了解甚少。

　　从事非洲研究，我觉得首先要做到了解非洲，试图理解非洲人怎么看待自己的历史，西方殖民者如何解读非洲历史，特别是西方对于非洲那段苦难历史的偏见与歪曲，以及我们当代中国如何看待非洲的悲惨历史。此外，还应在扎实研究非洲的基础上，本着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开展适当的人文交流，增进中非友谊。

　　其次，我觉得研究历史要和现实结合起来。学术界应在关注非洲政治、经济发展的同时，为企业走进非洲起到智力支持的作用，提出符合实情的建议。我认为，专家学者在研究非洲历史的同时，还应紧密关注中非关系。年轻的同志要尽量前往非洲进行实地调研，挑选政治类型或经济发展模式差异较大的典型国家来进行分类比较，学以致用，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最后，中国的学者在学术刊物、大众媒体上要抓住对非洲问题的话语权，不可让欧洲人掌控、垄断。由此看来，办好非洲研究的杂志、加强翻译工作尤为重要。此外，还应加强大众对于非洲国家的了解。我衷心地希望有更多人了解非洲，而且有一部分人能走进非洲。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