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关于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大多产生于新闻学、文艺学、历史学等领域。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研究非常必要。不过,有一点是无法回避的,其研究视野整体上是向内的,其形成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于对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文本的研读。而中央苏区红色文化意义结构的指向是外溢型而不是内敛型的,全然专注于文本的阐释,无法完整领会其原有的意义与价值,甚至还会产生误判。笔者认为,在传播学框架中,重点从以下三个维度透视苏区红色文化,才有可能掌握其核心意义与价值。

　　体现政治传播诉求

　　政治传播的主体是组织,是组织为了应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或者为了实现已经设定的愿景而进行的信息交流活动。在这里,组织是信息传播的主导者与实施者。一个社会集合体是否属于组织,关键看它是否拥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或管理系统。凡是具备一个规范而严密的管理系统的集合体,如政府、政党、军队、机构、企业、社团等,都属于组织的范畴。

　　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工作,充分体现了政治传播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从纵向看,文化传播机构与载体设置了中央级、省级、中心县委、县委等不同层级;从横向来说,则表现为报刊、戏剧、歌谣、标语、漫画等多样性的传播介质。它们之间纵横交错,共同构建了中央苏区相互协同与呼应的传播生态,形成了覆盖式与弥漫性的传播气势,尤其是在中央苏区社会中建构了一种含蕴明晰的信息环境与舆论氛围。在这过程中,中央苏区的红色文化传播显示出了一种极强的组织力与执行力。

　　政治传播活动无论其采用何种传播形态、传播手段,它们具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先设的基本立场和传播目的,都是为了说服受众认同传播者所倡导的政治观点与政治目标。中央苏区红色文化的扩散与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政治传播过程。其中的政治态度、政治倾向不但存在,而且还体现得清晰、透彻与浓烈。《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中强调自己承担的职责,即组织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积极参加苏维埃政权;指导各级苏维埃实际工作;揭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及一切反动派进攻革命、欺骗工农的阴谋。1932年7月,工农剧社在瑞金成立。其章程的核心内容有: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宣传动员苏区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等。这些内容不仅是理论主张,从中央苏区报刊的信息报道、标语的直接发抒到戏剧的形象表达,都体现出了这样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