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是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活起来”。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概念认识的逐步深入，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已发布50年的《威尼斯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也有过重要影响。近日，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的“纪念《威尼斯宪章》发布5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学者们围绕《宪章》等国际性文件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及未来发展面临的问题展开探讨。

　　20世纪60年代，古埃及最具代表性的遗迹——拉美西斯二世神庙因阿斯旺高坝工程受到严重威胁。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使国际社会认同了共同关注文化遗址的概念。1964年，针对纪念物和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威尼斯宪章》的发布，为全球的遗产保护提供了价值观和方法论，成为相关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1986年以后，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将《宪章》翻译成中文并发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詹长法表示，“《宪章》曾给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带来了激烈的辩论，大大促进了我国文物保护政策实践的发展与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宪章》是中国文物保护领域与国际接轨的重要参考文件之一，对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发挥着越来越积极的影响。2004年，《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经修订后发布第二版。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基础上，参照以《宪章》为代表的国际原则制定的保护准则。有学者表示，这一准则为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工作提供了更为细致、更具有操作性的行业规范和评价标准。

　　今天，随着人们对文化遗产概念认识的不断深入，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越来越多有关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容需要世人传承与发展。《宪章》将何去何从？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教授吕舟认为，《宪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经济全球化浪潮引发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关注，很多地区、国家文化自觉意识不断觉醒，探寻体现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保护理论与实践方法仍然是文化遗产保护界不能回避的问题。

　　“《宪章》是一个兼容、开放、发展的系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曙光表示。随着国际社会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在《宪章》倡导原则的基础上，保护历史园林的《佛罗伦萨宪章》、保护历史城市的《华盛顿宪章》等文献不断发布，这些文献逐渐形成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体系。

　　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认为，面对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世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任务必须和社会发展的任务相整合，我们必须改变遗产保护实践中将文化差异任意放大或者强行抹平的两种做法，要注重差异和把握好差异的度。他表示，学习和认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及其理论，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认识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耿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