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战后世界调整和安排的雅尔塔体制与美苏冷战有着极其密切关系。由于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对战后安排的大部分要求特别是保障了苏联势力范围的建立，所以，战后初期斯大林才在这个基础上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然而两年后的1947年，斯大林就由大国合作转向了集团对抗的政策。这一转变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以及在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对抗中重新打量、了解和认识了对方后，斯大林(如同杜鲁门等人一样)，已经在观念上把对方视作敌手而不是盟友，特别是认定1947年6月提出的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组建反苏的西方集团和侵蚀由雅尔塔体制保障的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对于雅尔塔体制问题，学术界早已有了相当充分的论述。本文的目的，就是根据新近披露的档案材料，以苏联在二战初期扩展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努力为基点，来论述雅尔塔体制的形成及其与苏联势力范围确立的关系，以裨于对雅尔塔体制范围内的苏联势力范围问题从而也有助于对冷战起源问题的新认识。

　　一苏德战争初期为确立有利苏联的战后安排的努力

　　维护苏联安全是苏联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欧洲和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为此苏联在战时已经开始在这方面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计划和措施了。

　　早在苏联参战前，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及其秘密附加议定书可以说是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最早步骤和行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补充议定书规定：1，在波罗的海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立陶宛北部边界将成为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2，在波兰国家所属地区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动时，德国和苏联的利益范围的界线将大致沿着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桑河一线来划分。3，关于东南欧，苏联强调它对比萨拉比亚的兴趣。德国声明它对该地区完全没有政治兴趣。[1]当希特勒德国在欧洲发动侵略战争后，主要地正是根据上述条约及其议定书，[2]苏联接着便采取了在其西北边界夺取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措施。大约到1940年夏秋，苏联在其西北部获得的领土有：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同时使芬兰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自1922年苏联成立以来苏联在其西北部拓展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的首次成功的尝试。虽然后来的苏德战争已经使苏德条约及其议定书化为废纸，但是苏联却坚决不愿放弃它从苏德条约和议定书里得到的收益。它不仅要西方盟国承认它从希特勒那里的所得(1941年6月22日以前的苏联边界)，而且还要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扩大它的势力范围。

　　1941年6月的苏德战争和12月的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规模的战争。在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威胁下，英国和美国等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互助同盟关系。它们与其它愿意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组成了反法西斯统一阵线——联合国家，同德意日为首的轴心国集团展开了殊死的战斗。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差异和矛盾，尽管它们具有打败法西斯的相同目标，但是对于如何打赢这场战争和战争结束后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等等问题，都各有自己的打算和计划。于是几乎在它们结成盟国的开始，它们之间围绕着有关战后安排和调整的问题，就已经产生了矛盾和争论。只是由于各自都能以战胜法西斯的大局为重，它们才仍然能够一边龃龉不断一边联合作战并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关于战后世界的重组和安排问题，大国的政治家们在战争时期的戎马倥偬中早就已经有所思考和筹划。1941年8月14日，美英两国首脑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提出了八点主张，其主要内容是，两国不追求领土或其它方面的扩张；不同意未经有关民族同意的领土变更；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政府形式的权利；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在纳粹暴政被摧毁后，重建和平，以使人类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不虞匮乏；各国必须放弃使用武力。[3]9月24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同意《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但同时表示，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必须与各国的状况、需要和历史特点相适应”。[4]这些措词实际上表明苏联对《大西洋宪章》是有所保留的，尽管声明也宣布尊重各国人民的主权和民族自决权，尊重各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不受侵犯的权利，尊重各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社会制度和选择政体的权利。[5]

　　就苏联而言，虽然苏德战争爆发后，战胜法西斯德国是苏联压倒性的头等任务，但在这个过程中它仍然念念不忘并且孜孜不倦地追求它的建立势力范围的目标。因此几乎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它就开始忙于拓展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构筑有利于自己的战后格局。

　　1941年12月中旬，就在全世界瞩目于扣人心弦的莫斯科保卫战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仍在繁忙的战事和国事之中与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紧张的关于战后安排和调整的谈判。斯大林向艾登提交了关于军事互助条约和关于解决战后问题条约的两个草案，并主张在后一个条约中附加一个规定改变战后欧洲国家边界总设想的秘密议定书。正是在这项秘密议定书中，斯大林明确地向艾登阐述了苏联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初步设想和建议。主要内容是：关于战后欧洲国家领土和边界：恢复德军占领前的欧洲国家及其疆界；恢复1941年6月苏德战争前的苏联西部边界，包括1940年苏芬和约规定的苏芬边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关于战后维持和平的方法：苏联与罗马尼亚和芬兰订立军事联盟并驻军两国；英国与比利时和荷兰建立军事联盟并有权驻军两国；英国可以在德国和法国的某些地区拥有军事基地；建立拥有一定数量军队的欧洲委员会作为维护欧洲和平的国际组织。关于德国等战败国的处置：德国等国必须支付赔偿，德国必须被全面解除武装并被分解成若干独立国家。[6]对于苏联方面提出的方案和建议，艾登表示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关恢复1941边界的建议，艾登称，因为他没有得到本国政府的授权并且还需与美国方面进行磋商，因而无法同意。苏联方面为此表示极大的不满。原定的条约和协议就此流产。最后双方仅发表了一个内容简单的苏英会谈公报。

　　从苏联的关于战后欧洲安排的设想中可以看出：在战后的欧洲，苏联将在东欧占有优势，英国则将在西欧处于支配地位；欧洲的和平将由拥有一定数量军队的欧洲委员会来维持；欧洲大陆将形成由苏联和英国两强主导的力量格局。

　　在斯大林与艾登会谈结束后，1941年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交了一份关于筹建欧洲国家战后安排计划委员会的报告。洛佐夫斯基在报告中首先提出了应当着手准备战后和平的理由。他说，“虽然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而且还不知道它何时结束，但是战争的结局已经明了。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盟国将被击溃。因此，该是开始准备和会的时候了。而这次和会的任务要比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德国战败后召开的巴黎和会复杂得多。情况的复杂性将在于：四个大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将要消失，起决定作用的将是苏联、英国和美国。战争结束时在经济和军事方面最为强大的国家将在这次和会上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我们在和会上将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美英联盟，而且还有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所有这些国家首先考虑的是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包括战败国的），并且无论如何要把苏联限制在1939年以前的旧的边界之内。毫无疑问，美国和英国之间、小国和大国之间以及最小国家之间的矛盾将在和会上激烈地爆发出来。但是，仍然必须预见到，在最重大的问题上，我们将会面对着资本主义列强的统一阵线。有鉴于此，现在就必须着手研究一些问题，以免到了会上我们只能对英国提交的建议作些修正和补充。”

　　洛佐夫斯基认为应当仔细准备和研究下列三类问题：1，德国等给苏联造成的财政经济损失。2，苏联的边界。3，消除德国及其盟国的危害性。

　　洛佐夫斯基强调，“罗斯福和丘吉尔已经宣布了关于未来欧洲和世界安排的计划（似指《大西洋宪章》——引者）。捷克人和波兰人正在制定建立联邦的方案，虽然这个方案肯定不能产生什么结果。英国人组建了一个由莱特—罗斯任主席的特别委员会，它不仅研究战后原料分配问题，而且研究欧洲未来安排问题。”“现在我们也应当着手准备（哪怕是以初步的形式准备）未来的和平问题。为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1，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它估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并确定苏联如何向战败国索要经济赔偿；2，政治委员会，它将研究苏联边界的问题、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问题和这些国家的安排问题等等。”“当然，如果日本同我们交战，那么，两个委员会必须要研究苏联和日本的战后关系问题，特别是研究我们的远东边界问题和苏联港口与太平洋所有港口之间的航行自由的问题。”[7]

　　斯大林向艾登提出的解决战后欧洲问题的方案和洛佐夫斯基的报告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苏联方面对战后和平与安排的最早的设想和考虑，非常耐人寻味。第一，它表明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最早具体考虑战后和平与安排问题的时间是在1941年12月。后来苏联在盟国首脑会议和首脑会谈中所提出的有关战后安排的要求和建议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第二，争取有利于苏联的边界和维护苏联的安全，是苏联考虑战后安排的中心，其方法就是与其它大国一起划分势力范围。第三，苏联认为，在战后的世界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将是苏联、美国和英国。第四，苏联已经预料到，在战后安排的问题上，它将会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阵线。

　　洛佐夫斯基的报告自然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很快就得到了采纳。一个月以后的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任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确定委员会的任务是：搜集、整理和研究国外有关战后安排的现有协定、相关计划和方案，特别是直接涉及苏联的方案和计划；研究有关边界划分(首先是与苏联有关的边界划分)、联邦和联盟集团、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建立新的国际组织、战后经济问题、一战后的和会与两次大战间的国际谈判等方面的设想、方案、问题和材料。[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2年1月会议表明，从那时起，苏联对战后安排问题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非常全面和细致的阶段。

　　恰恰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关于战后和平安排和英国对苏政策的秘密备忘录被苏联所获取。[9]艾登的备忘录是在他一个月前(1941年12月)访问了苏联并初步了解了斯大林的战后安排的意图以及红军取得了莫斯科会战的胜利之后写的。如果说艾登在访问莫斯科时对斯大林提出的要求持坚决抵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艾登因为相信红军能够在军事上能够取得胜利从而确信苏联将在战后成为欧洲的主要大国而调整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他在备忘录中论述了两个主要的问题是：“战后俄英合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和“对于斯大林关于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要求的最好对策”。

　　对于第一个问题“战后俄英合作所赖以建立的原则”，艾登承认，由命运决定的英国和苏联的新盟友关系不过是一种“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他认为，战后欧洲的力量关系将会发生如下的变化，即：德国最终将遭到失败，法国在某段时期内沦为一个软弱的大国，在欧洲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对抗俄国。但是在艾登看来，战后来自德国的危险仍是可能的，因此他指出，“有可能出现继续与俄国合作的必要性，第一，是因为否则的话俄国就可能受历史趋势和经济必然性的驱使而被引诱去与德国合作；第二，为了在欧洲恢复符合我们利益的能够防止德国东山再起的力量对比关系(法国因失败而被消灭)；第三，为了包围德国。”他认为，“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在计划中从下列的前提出发，即，如果我们希望俄国人在战后进行合作，那么就应当执行一种对他们有利的政策……并且现在就应当执行这种政策，而不是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但要迎合苏联，在艾登眼里，最大的妨碍因素就是美国的态度。艾登写道，“自最近签订了与德国的互不侵犯条约和俄国进攻芬兰以来，那里对俄国的不信任和仇视就广为流传。”艾登虽然承认，“实际上是很难把英俄合作与英美合作协调起来的”，但是他却清楚地看到，在战争的影响下，美国的社会舆论接受了“更为现实的趋势”。不仅如此，他竟然已经预见到：随着美国认识到“俄国人能够帮助美国阻止远东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就将会发生变化。[10]不仅英国将迎合苏联，而且美国自己也将被迫或者在英国怂恿下迎合苏联，当斯大林读到艾登的备忘录时，相信他在谈判桌上讨论战后安排问题时的态度将更为强硬并且知道如何去对付他的盟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于第二个问题“斯大林关于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的要求的最好对策”，艾登的说法肯定令斯大林高兴无比。他说：“斯大林的要求似乎是适度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他可能会提出更多的要求的话，譬如，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在巴尔干半岛建立势力范围，同时强迫波兰接受俄波边界，得到波斯湾的出海口和通过给予挪威和芬兰的领土得到大西洋的出海口。”所以他主张满足苏联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他承认对此构成妨碍的是大西洋宪章：“不可否认的是，斯大林对波罗的海国家的要求和对芬兰和比萨拉比亚领土的要求(即使是最小的)未必符合大西洋宪章的原则……”

　　艾登认为，“我们同意或者拒绝都不能影响俄国的战后边界，无论是我们还是美国都不能迫使苏联让出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所占领的领土。但有可能是，斯大林的目的是为了考验一下陛下政府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作出无条件的让步以保证战后同苏联的合作……如果斯大林的目的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他不会同意更少的东西或者用别的东西来代替这个要求。”怎样使美国改变立场和消除大西洋宪章的障碍呢？艾登认为可以向美国施加这样的压力，即：“我们对斯大林要求的答复在一定的情况下将会影响俄国决定对日本宣战与否”。如果压力未果，那么艾登认为解决苏联1941年边界问题的方案有两个。两种方案都应当“以满足俄国安全的要求为基础，这是苏联自1917年以来一直所追求的”，即：在波罗的海国家向苏联提供基地和让苏联政府监督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政策和防御。有意思的是，艾登敢于设想却怯于提出这些建议。他主张由美国向苏联提出建议，因为“斯大林宁愿从美国那里接受他拒绝从英国那里接受的东西”。第一个建议是没有什么怀疑的，因为美国和英国已经或者打算在外国领土上建立自己的基地。第二个建议可以通过英国驻美国大使加里法克斯让美国人以如下措词向斯大林提出：“为了使您的安全要求同我们按照大西洋宪章所承担的共同义务相协调，如果您要求把波罗的海国家的对外政策和防御问题转交给苏联，由此苏联就有可能在波罗的海国家建立任何有必要的管理和监督，我们就将在缔结和约时支持您。”艾登在备忘录里还指出了英国可以向苏联提出的要求，如：英国在欧洲的基地，苏联确认不进行领土扩张和同意建立欧洲弱小的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联邦。[11]

　　艾登的备忘录使斯大林完全了解了英国对苏政策和战后和平安排的意图，所以，同年5月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前往伦敦与艾登和丘吉尔会谈时，他口袋里带着的方案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的议事日程是：一，与英国签订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条约，二，敦促英美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其中的条约不仅要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而且还要为苏联的安全作出他所说的起码保证。

　　5月21日，莫洛托夫在同丘吉尔和艾登的会谈中说，“恢复被希特勒在反苏战争中破坏的苏联边界对于我们来说是最低条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能让步的。如果苏联政府放弃恢复被希特勒破坏的一切东西的要求，那么在苏联谁也不会在作出了牺牲后拥护苏联政府。另一方面，因为这场苦难的战争是强加给我们的，所以，恢复被破坏的边界是不够的。我们要求苏联的西北和西南边界的安全能够在未来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不包含这些最低条件的条约在苏联都将遭到人们的反对，不会获得同意。”[12]在当天同艾登的会谈中，莫洛托夫提议“实际按照寇松线解决苏波边界问题或者推迟解决这个问题”，他希望，“英国政府不再坚持它在1941年7月31日对波兰人所作的声明，[13]让波兰政府和苏联政府去解决这个问题。”[14]在谈到联邦问题时，莫洛托夫表示，“有人企图弄一些联邦来反对苏联”，所以，他提出在条约中不要涉及这个问题。[15]

　　在5月23日与艾登的会谈中，莫洛托夫建议双方在条约(本来是在秘密议定书[16])中，“充分考虑英国安全利益特别是在加来海峡地区和北海南部的安全利益、苏联的安全利益特别是在芬兰湾地区和黑海西北部地区的安全利益，以及苏联在恢复其被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的侵略所破坏的边界时的利益、英国在返还其被敌国军队夺取的欧洲领土时的利益”。[17]这实际上是以苏联承认英国在北海和西欧的势力范围来交换英国承认苏联1941年的边界以及芬兰和罗马尼亚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因为在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外交辞典里，所谓保障苏联的安全利益那只是走向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一种排它性的一国安全设计和要求。

　　在5月24日的会谈中，当莫洛托夫再次要求讨论确定安全范围的问题时，艾登问他：苏联在芬兰湾和黑海西北部的安全利益指的是什么？艾登问道：“这是否意味着苏军占领芬兰湾和黑海西北部？……不管怎样，关于充分考虑苏联在这些地区的安全利益的措词比条约中有关苏联边界的提法更会遭到英国、美国和其它国家社会舆论的极大反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不待签订和约就在绘制欧洲一部分的战后安排蓝图，并且我们在决定这些问题时没有考虑英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18]艾登要求讨论他昨天提出的英国关于条约的新草案。新草案回避了有关边界和安全的具体问题，规定苏联和英国签订为期20年的互助条约。所以，莫洛托夫和迈斯基在当天给斯大林的信函中认为，“这一条约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一个苏联不需要的空洞宣言。”但是斯大林在回电中却驳斥了他们的意见：“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空洞的宣言，我们认定它是一个重要的文件。条约草案中没有关于边界安全的问题，但这或许不错，因为我们有了行动自由。边界问题，或者确切地说保障我们国家某些地段边界的安全问题，将通过武力来解决。”[19]显然，斯大林已经厌烦于莫洛托夫在谈判桌上与对手进行没有结果的争论。他相信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会自动解决苏联的边界和安全问题。斯大林指示莫洛托夫放弃对旧草案的修改，同意讨论艾登提出的新草案。

　　5月26日，莫洛托夫同艾登签订了苏英关于战时同盟和战后合作的互助条约。莫洛托夫的英国之行显然没有达到签订承认苏联1941年边界和保证苏联西北部安全的条约的目标。但是从政治角度讲，莫洛托夫此次英国之行仍然是成功的。条约确定了苏联和英国的战时同盟关系，规定两国战后将继续进行合作，实际上也就是确立了苏联在战后欧洲的大国地位。

　　莫洛托夫的英美之行后，苏联对战后和平安排的工作准备加快了。同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由李维诺夫任主席的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和以伏罗希洛夫为主席的停战问题委员会。9月9日，李维诺夫在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出该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是：停战后的占领；和会；国际组织；欧洲的国家联盟和国家集团；欧洲国家特别是苏联周边国家的战后安排；原委任统治地；海峡；殖民地；国际水路；国际航线；财政经济问题等。[20]

　　二确保苏联势力范围的雅尔塔体制的形成

　　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有力地加强了苏联在战后安排谈判中的地位。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成为实现苏联的领土和安全等方面要求的有力保障。事实上，西方除了被迫的逐渐的接受外，选择的余地是有限的。这在同年11月召开的苏美英三大国战时第一次首脑会议——德黑兰会议上得到了鲜明的反映。

　　在德黑兰会议上，苏联在建立东欧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格局中的有力地位这两方面的努力，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除了第二战场问题外，会议讨论了战后德国的处置、苏联的西北边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和建立未来的国际组织等主要是战后调整和安排的问题。

　　对战后德国的处置，三国都主张给予严厉惩处，并考虑和研究分割德国的具体方法。但斯大林反对丘吉尔关于将德国南部与中欧多瑙河国家组成多瑙河联邦的计划，担心它会受英美的控制。[21]

　　苏联的西北边界主要是苏芬边界、苏波边界和波罗的海三国问题。在苏芬边界问题上，斯大林要求恢复1940年的苏芬和约。在苏波边界问题上，苏美英三国同意波兰的东部大体上以“寇松线”为界，也就是让苏联获得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关于波兰未来的政府，苏联提出要把波兰与流亡政府区别开来，[22]实际上是否定了波兰流亡政府战后继续执政的可能，因为在这之前苏联已经与流亡政府断绝关系，并且在苏联成立了以波兰共产党为主的“波兰爱国者联盟”。西方对此也无可奈何。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归并苏联的问题，在斯大林同罗斯福的会谈中达成了在三国举行没有国际监督的形式上的公民投票的默契。[23]

　　苏联恢复其1941年西北边界问题上的要求得到基本满足和它对波兰流亡政府的立场以及西方的顺从和无力，这一切已清楚地表明，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和地位已经不可阻挡地得到增强和巩固，未来西方在东欧问题上除了软弱的抗议外只能听任苏联自行其是。这是苏联成功地建立东欧势力范围的开端，也是苏联在德黑兰会议上所取得的最重大的外交胜利。而这一切又是以苏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为基础的。

　　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会议试探性地讨论了苏联在这方面的要求和条件。而苏联的条件就是，得到库页鸟和千岛群岛以及在远东的不冻港。[24]这是苏联要在远东开辟势力范围的征兆。

　　在建立战后国际组织问题上，斯大林同意由罗斯福提出的建立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四警察制”为核心内容的世界性国际组织。[25]因为这意味着苏联将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此外，关于殖民地的问题，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的会谈中，谈到了实行托管的可能性。但鉴于丘吉尔的反对态度，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26]

　　德黑兰会议后，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景的愈发明朗，关于战后安排问题的迫切性也就愈益突出。1944年1月1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停战问题委员会成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报告围绕着保障苏联安全和建立苏联势力范围问题，对战后欧洲和世界的调整与安排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提出了22点设想。概括起来是：第一，确保苏联安全：苏联需要30~50年安全保障的时期，50年内苏联将能强大到敌人不敢侵犯它的程度，同时欧洲大陆将会实现社会主义。建立一条以有利的战略边界为基础的环苏联安全带，具体是，恢复1941年的苏联边界；在苏联的西北部，与芬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签订互助条约，让北欧国家维持原状（即保持中立）；在苏联的南部，削弱土耳其的影响，加强在伊朗的影响；在苏联的东部（远东），不战而得到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扩大和巩固与中国的关系。第二，欧洲未来的格局是：苏联（陆上强国）和英国（海上强国）两强占支配地位；不允许存在国家集团和地区联邦；苏联和英国分别拥有东欧和西欧势力范围（苏联通过边界调整和签订互助条约的形式，英国在比利时和荷兰拥有基地）；德国被分解成若干个国家并被解除武装；法国不能恢复原来的军事实力；意大利不能拥有领地。第三，未来的世界格局是：建立以四大国作用为基础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维持战后和平与安全；苏美英三国执掌世界政治领导权；苏美英三国实行合作共同安排敌对国家和敌占国家。[27]这就是苏联在战争结束前夕的1944年所设计的战后欧洲和世界安排的蓝图。

　　在苏军进入东欧，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未来欧洲的两个主要大国的苏联和英国，充分认识到了调整它们在东欧和欧洲关系的重要性。

　　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问苏联。10月9日，在讨论巴尔干半岛的形势时，丘吉尔和艾登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以非常务实的方法划定了两国的势力范围。丘吉尔对斯大林说，“不要为小事争吵了。”随即他拿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罗马尼亚

　　俄国——90%

　　其它国家——10%

　　希腊

　　英国——90%(与美国一致)

　　俄国——10%

　　南斯拉夫——50—50%

　　匈牙利——50—50%

　　保加利亚

　　俄国——75%

　　其他国家25%”[28]

　　从丘吉尔所确定的两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力量比例来看，苏联实际上并未占多大的优势。因此它并不能使斯大林感到满意。按照苏联方面所作的会谈记录，斯大林当即就表示了异议：“斯大林同志说，规定英国在保加利亚的25%的比例与表上的其它数字不协调。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必须作些修正，也就是规定苏联在保加利亚为90%，而英国为10%。”[29]丘吉尔同意作出让步。但是，当天事情并未敲定。第二天晚上，莫洛托夫和艾登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讨论。莫洛托夫要求将两国在匈牙利的比例修改为：俄国75%和英国25%。他还力争扩大苏联在南斯拉夫的影响。艾登建议修改在保加利亚的比例(俄国80%对英国20%)以交换在匈牙利的比例(俄国75%对英国25%)，但他反对修改在南斯拉夫的比例。体会后，莫洛托夫提议：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比例为80%对20%，而在南斯拉夫为50%对50%。莫洛托夫还使艾登同意改变两国在匈牙利的比例。最后，两国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比例为：苏联80%对英国20%；在南斯拉夫仍为50%对50%。[30]虽然苏英两国在南斯拉夫的比例为对半开，但是由于南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掌握该国的政局，所以苏联将在南斯拉夫据有支配性地位的趋势是不言而喻的。除了希腊以外，丘吉尔和艾登实际上已经把巴尔干半岛丢弃给了苏联。这个玩弄其它国家命运于股掌之中的百分比协定，实际上是继德黑兰会议之后进一步增强了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基本上承认了东欧为苏联的势力范围。

　　在会谈中，丘吉尔还直率地向斯大林表示他对苏联在欧洲推动“世界革命”的担忧。丘吉尔说，欧洲小国对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怕得要死。这是因为在共产国际解散以前苏联政府曾经试图要让欧洲所有国家都改变信仰。他记得，1919~1920年，整个世界都因“世界革命”而吓得发抖，虽然他坚信英国不会发生革命。斯大林回答说，现在世界用不着吓得发抖了。苏联无意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31]斯大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明确告诉丘吉尔，苏联不会去触动传统的资本主义的欧洲。

　　丘吉尔和斯大林10月会谈后不久，11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一份题为《关于苏英合作的前景和可能的基础》的报告中，更是大胆地提出要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他认为，战后苏联和英国关系中唯一大的矛盾可能会与欧洲力量平衡问题有关。由于苏联成为欧洲大陆的唯一强国，这种矛盾将会尖锐起来。“但是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尖锐性才会以一种特殊的力量推动英国与我们达成协定。这种协定只能在按照地理位置紧密接壤的原则友好地划分欧洲安全范围的基础上缔结。苏联可以将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视为自己最大限度的利益范围。荷兰、比利时、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无疑应纳入英国的安全范围。这种划分意味着，英国将不可以与纳入我们安全范围的那些国家建立某种特别密切的关系和签订违反我们意愿的某种协定，自然也不能在那些国家谋取军事基地，不论是海军基地还是空军基础。我们对除了法国以外的英国的安全范围也应承担同样的义务，法国应当有权加入反德的英俄条约。”[32]这里的所谓安全范围实际上与势力范围是等义的。这是苏联第一次在内部报告中提出要把北欧的瑞典、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南部的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安全范围。当然，这种超出原有的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过分要求，苏联是不会公开拿到桌面上同盟国讨论的，因为它必然会遭到西方盟国的坚决拒绝。一个月前（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已经明确规定苏联的势力范围是在东欧。

　　需要指出的是，在苏联有关战后欧洲安排的计划中，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也曾经占有重要的地位。1944年1月，迈斯基曾经在《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中提出，“在斯堪的纳维亚，总的说来应当保留战前的‘原状’”。但是随着红军军事力量在欧洲的发展特别是红军于同年10月中旬向挪威境内进发后，保持“原状”似乎已经不能使苏联感到满意。

　　扼守波罗的海出海口关键位置的大、小贝尔特海峡位于丹麦的内水。它们是除了基尔运河外的波罗的海的唯一的出海口(莫洛托夫在1940年11月的柏林会谈中曾向希特勒提出过这个问题)。在挪威的熊岛和位于北极的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则是苏联北部到达大西洋的通道。所以，苏联对丹麦和挪威的兴趣就在于它们关系到苏联能否获得从苏联西北部进入公海的安全出海口。为此，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曾经提出过许多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是丹麦和挪威)扩大苏联影响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建议和计划。譬如，1944年7月，李维诺夫在和约与战后安排委员会讨论波罗的海海峡问题的会上，要求制定能够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安全的政治路线。从苏联的角度出发，最好的方案就是对除了波罗的海国家以外的所有军舰封闭进入波罗的海的入口，以及给予海峡和基尔运河以国际地位。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则指出，苏联需要在博恩霍尔姆岛(丹麦)建立军事基地。[33]1944年11月，副外交人民委员杰卡诺佐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建议：要同挪威政府达成“关于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有必要时它有权在斯匹次卑尔根群岛建立一个或几个苏联海空军事基地的协定”，最好是达成“有关在熊岛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以捍卫我们在斯匹次卑尔根的权利和确保苏联北方舰队的航行安全”的协定。[34]只是由于担心这些要求肯定会遭到反对和抵制，苏联才最终又回到了维持北欧原状的轨道上来。

　　在苏联关于战后以苏英两国为主导的欧洲政治格局的规划中，还有一个在苏联和英国两大势力范围外建立一个由北欧中立国家和战败国组成中立国集团的设想。也是在李维诺夫的1944年11月的那份报告中，他提出，“第三种中立圈由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组成，苏英双方要在相互经常协商的基础上与这些国家进行合作。”[35]在李维诺夫的报告中，法国被划入了英国的安全范围。但在斯大林的设想中，战后中立国集团的核心恰恰是法国和意大利，它们被认为是抵御英国在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影响的潜在力量。因此与迈斯基在1944年1月《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中提出的要削弱法国和意大利的观点相反，斯大林从抗衡英国的角度出发，主张法国和意大利应当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1944年3月斯大林告诉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意大利人民的利益要求意大利是强大的并且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主要任务就是意大利人民在争取建立独立和强大的意大利的反德斗争中实行团结。”“两个阵营（即国王埃曼努伊阵营和反法西斯政党阵营）的存在削弱了意大利人民，这对英国人是有利的，他们就希望位于地中海的意大利是软弱的。”[36]同年11月斯大林在同法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的谈话中，表示赞同多列士关于法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队的观点，说，“法国共产党人不必害怕建立庞大的军队。他们应当在军队里有自己的人。”[37]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提出法共应当解除武装。此外，在同年，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委托陶里亚蒂向法共的另外两位领导人马尔蒂和杜克洛转达建议：不要破坏法共在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里的路线。[38]所有这一些，除了大国合作的因素外，就是在斯大林当时关于战后欧洲格局的设计中，已经赋予了法国以中立国的地位。把法国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当然是不可想像的。但是，建立苏法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特殊关系，使之成为抗衡英美的力量，并且至少使法国不反对苏联建立东欧势力范围，则是值得去尝试的。

　　1945年2月，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苏、美、英三国又在苏联的雅尔塔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时第二次首脑会议。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德黑兰会议的继续和深化，是要就德黑兰会议曾经讨论过的和巳有初步协议的问题拿出一揽子的解决方法。因为，战争快要结束，最终解决有关战后调整和安排的问题巳不容迟延。

　　雅尔塔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德国问题、波兰问题、被解放的欧洲国家的问题、建立联合国的问题和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问题等。经过激烈的争论，会议达成的协议和谅解是：关于德国问题，规定要消灭德国的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确保德国不再能扰乱世界和平；解除德国的武装力量；惩办战犯；废除纳粹党及其组织和制度；德国支付赔偿；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并由苏美英三国实行分区占领，同时由三国总司令成立中央管制委员会，协调管理事务，并邀请法国参加。此外，在美英占领区划出一个区域交给法国。[39]关于波兰问题，确定寇松线作为波兰东部的边界线，同时让波兰在西部得到广大的领土让予，其范围待日后的和会予以解决。规定波兰临时政府应在广泛的基础上实行改组，吸收国内外民主人士参加。[40]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国家问题，会议通过的宣言规定，必须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41]关于建立联合国问题，会议确立了“大国一致”的原则（即所谓的“雅尔塔公式”），规定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除在程序问题外，在一切问题上均可使用否决权；苏联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42]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会议背着中国并以中国的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的同意在欧战结束后两至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签订了苏美英三国《雅尔塔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外蒙古现状须予维持；库页鸟南部及附近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障苏联在该港的优先权益，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苏中合办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保证苏联的优先权益，同时保持中国在满州的全部主权；千岛群岛交给苏联。[43]最后，三国在雅尔塔会议公报中表示，在今后的和平时期，要保持并加强团结一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44]

　　雅尔塔会议对苏联来说，是一次取得广泛成果的会议。主要是：取得了分区占领德国的权力；确定了有利于苏联的苏波边界，保留了苏联支持的波兰卢布林政府；“大国一致”的原则确立了苏联在联合国的牢固地位和作用；在远东获得了极大的权益。所以，就建立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和确保苏联在战后欧洲和世界格局中的有利地位而言，雅尔塔会议实际上是向苏联颁发了承认书和授权书。

　　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解决了战后和平与安排的问题。同年7~8月苏美英三国首脑的波茨坦会议实际上是对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和规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修缮。会议主要讨论了德国问题、波兰问题、对意大利等战败国的基本政策和黑海海峡问题等。规定：必须使德国非军国主义化、民主化和肃清纳粹主义；苏美英法四国总司令分别在各自的占领区内行使管理权；英美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并与流亡政府断交；波兰西部边界问题由和会最后决定；设立外长会议讨论对德国和意大利等战败国的和约问题；认为关于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应予修订；哥尼斯堡及其附近地区划归苏联。[45]波茨坦会议对苏联来说，最重要的是，第一，明确了分区管理德国的原则和方法，确立了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地位和发言权；第二，继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确定了波兰的边界后，又迫使西方最终承认苏联支持的流亡政府。在几次首脑会议上，波兰问题几乎都是讨论和争论的焦点之一。这除了波兰本身对苏联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外，最主要的是波兰问题就是整个东欧问题的一个缩影，波兰问题如何解决，影响到未来东欧的走向。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初步成功和在波兰地位的巩固，预示着苏联在东欧影响的不可避免地将会增强。

　　苏美英三国在战争后期的几次首脑会谈和首脑会议上就战后世界的调整和安排所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形成了构筑战后国际格局的制度和方法。由于有关战后调整的问题基本上是在雅尔塔会议上最后解决的，所以这些制度和方法就在习惯上被人们称为雅尔塔体制。简单地说，雅尔塔体制就是对战后世界所作的安排。它以主要战胜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以及它们在战后的实力和地位为基础，把战后世界（主要是欧洲）划分为西方（美英）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概括起来讲，雅尔塔体制的内容是：1，划定势力范围：在欧洲：西欧仍旧保留资本主义，东欧则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利益范围；德国由美英和苏联分区占领（后来变为西德属美英，东德归苏联）。在亚洲：外蒙古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国的华北为美英的势力范围，中国的东北为苏联的的势力范围；库页鸟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苏联，日本本土为美国势力范围。2，建立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联合国，并确定以“大国一致”的原则作为安理会运作的基础。3，战败国的殖民地和领地由联合国实行托管。

　　主要反映大国意志和愿望的雅尔塔体制，实际上是两类不同国家既想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主观意志和又要维护战后合作的共同愿望的矛盾的反映，是妥协和折衷的产物。它确立了苏联和西方（主要是美国）在战后欧洲和世界的优势地位和作用，为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雅尔塔体制在不同程度上分别满足了苏联和美英等国的不同要求。对于西方来说，雅尔塔体制为它们保留了资本主义的发祥地和传统的中心地区——西欧。而对苏联而言，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对战后调整和安排的大部分要求和愿望。

　　在边界和领土方面，恢复了苏联1941年的边界并还另有收获。[46]在欧洲未来的政治格局方面，确立了苏联在东欧的支配地位和在中欧的德国的分区占领的作用，从而实际上确立了苏联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强有力的牢固地位。在未来的安全格局方面，苏联在它的欧洲部分由于获得了有利的战略边界，摆脱了战前被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孤立状态。它在西北部的安全已经由于在东欧国家建立了势力范围而得到了有力的保障。在远东，由于苏联参战和日本战败而使苏联得到领土收益以及在中国、蒙古和朝鲜获得特殊利益(特别是得到了中国的旅顺港海军基地)，苏联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处于优势地位。在近东，由于将要修改关于海峡的《蒙特勒公约》和在伊朗的优势，苏联拥有了通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和借道波斯湾前往印度洋的的潜在能力。这样，苏联就在东欧(苏联的西北部)建立了广泛的势力范围，在远东(苏联的东部)建立了有限的势力范围，在近东(苏联的西南部)掌握了影响局势变化和开辟势力范围的手段。由此，实际上是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广阔的环俄罗斯安全带。[47]在参与国际事务方面，苏联在联合国享有的大国否决权保障了它在国际舞台上的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一言以蔽之，苏联已经由一个战前被包围的欧洲大国变成了一个战后在各方面处于优势的世界性大国。

　　这样，苏德战争期间，苏联在与盟国的合作的过程中，以苏军战场上的胜利为基础，使盟国逐渐地和被迫地同意了苏联关于领土、安全、建立势力范围和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等方面的广泛要求，基本上实现了它在战争时期制定的原则和计划。因此，斯大林有理由对雅尔塔体制感到满意并设法予以维持。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雅尔塔体制既然给予了苏联以划定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就对苏联构成了某种约束。这种约束就是不能觊觎和染指势力范围以外的地区。而从环俄罗斯安全带的牢固程度而言，它的相对薄弱之处就是在苏联的西南部边界(靠近近东)。西南部边界以外的海峡、地中海和波斯湾正是苏联外出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必经之地。在那里建立军事基地和谋求领土扩张，是苏联还在与希特勒德国合作时期就梦寐以求的目标。恰恰在这一点上，雅尔塔体制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苏联在那里只能说拥有一定的影响但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势力范围。所以，在海峡、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开辟苏联的势力范围就成了苏联在战争末期和战后初期的努力方向。后来，苏联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正是苏联试图在西南部边境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结果。而这两场近东危机恰恰是冷战酝酿期间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