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党员规模问题两个方面的表现有内在的关联： “膨胀” 带来的治理困难加重了党员队伍的“虚化”， 而“虚化” 的现实使中共必须不断从社会中汲取新鲜血液， 充实党员队伍，从而使党员规模更为“膨胀”。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规模是政党高层与学界关注的焦点话题。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可见，中共的党员密度处于中游水平， 党员规模问题除了绝对数量超大导致治理困难的“膨胀” 外，更表现为普通党员未能满足政党及社会对其的角色预期而导致的党员规模一定程度的“虚化”。“虚化” 的实质是对党员的角色预期与“政治人” 分层常规状态的错位， “虚化” 的形成缘于党员激励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失效。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党“瘦身”， 而是要进一步以执政党思维纠正革命党色彩的党员角色预期， 并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构建有效的党员分层激励机制。

　　关键词： 党员规模； 膨胀； 虚化； 角色预期； 分层激励

　　截至2012 年底，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总数已达8512.7 万名， 比上年增加252.5 万名。中共党员规模的不断增长引发了政党高层和学界的共同关注。鉴于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教训， 以及当前党建工作中的软弱涣散现象， 人们逐步改变了党的规模越大力量越强的观点， 对党员规模过度膨胀产生了忧虑。2013 年1 月28 日，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加强新形势下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 会议要求建立规模适度的党员队伍， 提出了党员队伍建设的总体目标： 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在此前后， 围绕党员规模问题，学界进行了讨论。一些论者认为中共党员规模过大， 应当“瘦身”。其中， 张锡恩提出的中共正式党员可以缩编3000 万， 党员队伍回归到中共十四大时的5100 万左右的观点， 引起舆论热议。不过总体而言， 关于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研究， 目前仍处于朦胧状态： 对于规模适宜度的衡量标准缺乏共识； 对于问题的实质和根源缺乏深入探讨； 相关对策多围绕党的会议精神进行阐释， 针对性不足。

　　本文对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研究， 始于对中共党员密度的国际比较分析， 然后从绝对数量和功能发挥两个方面梳理中共党员规模作为“问题” 的表现， 并借用“政治人” 分层的理论探析中共党员规模问题的实质。进而将这一问题置于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环境之下， 通过对党员招募标准、党员与党组织的联系、党员退出机制的分析，探讨问题的根源。最后， 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学理分析， 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一、中共党员密度的国际比较分析

　　对政党党员规模可以从客观数值和主观评价两个方面来衡量。客观数值包括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两个维度。绝对规模指党员总数的多寡， 中共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 一直被研究者列入“超大型政党” 的行列。相对规模主要指党员密度， 有时也包括党员的地区、阶层、职业的分布和政党体制内部各政党之间的比较。党员密度又称政党密度， 可用党员数/ 人口数、党员数/ 选民数来测量。由于各国人口规模差别巨大， 因此党员密度的测量标准更具比较意义。

　　（一） 与前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比较

　　依据2012 年底中共党员数， 以人口（135404万） 计算的党员密度约为6.29%。这与执政时期（1984 年） 苏联东欧共产党的比较如表1 所示。可以看出， 在相近的政党和政党体制类型中， 中共的党员密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 并不高。

　　以选民数（2012—2013 年换届选举登记的选民约9.81 亿） 计算的中共党员密度约为8.68%。这可以与“政党危机” 前后（20 世纪70 年代初至80 年代末） 欧洲国家的群众性政党进行比较。由于这些国家实行多党制， 因而应以国别内部各政党党员总数作为参照对象。中国与欧洲国家党员数/ 选民数的比较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可见， 与群众党鼎盛时期的欧洲政党相比， 中共党员密度处于偏低水平， 即使是与“政党危机” 时的欧洲政党相比， 也不过处于中游水平。

　　如果将表2 和表1 数据按照中共在表中的数据比（6.29∶8.68=72.5%） 进行换算（即表2 的数据乘以72.5%）， 甚至可以看出， 在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家中， 党员密度仍大体保持在一个相近的范围之内。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社会中民众对于政治参与或执政党对于政治动员的需求程度。

　　二、中共党员规模作为“ 问题” 的表现： 膨胀与虚化

　　通过国际比较可见， 中共的党员密度总体处于中游水平， 甚至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中共党员规模确实存在“问题”， 问题主要表现在党员绝对规模的“膨胀” 和党员队伍一定程度的“虚化”两个方面。

　　（一） 问题表现之一： 党员绝对规模的膨胀

　　在排除相对规模方面的问题之后， 客观数值方面的问题便直观地表现为中共党员绝对规模超大且仍在不断膨胀。按照年均净增200 多万党员的速率， 在2020 年之前， 中共党员总数将超过1 亿人。不断膨胀的超大型党员规模给政党治理带来了巨大难题， 这突出表现为党内治理结构必须采取多重科层化的架构。这种架构的弊端在于： （1） 党务管理所需人力、物力资源巨大， 管理成本高企； （2）党内沟通不畅， 难以避免官僚主义作风， 管理效率低下； （3） 较高层级的党内民主难开展， 党员权利难保障， 组织对党员的吸引力降低； （4） 僵硬的组织架构难以适应社会流动性的环境， 党组织与流动党员建立联系困难。这些弊端已经隐然形成了政府体系中的党组织及党员干部与社会群众中的党组织及普通党员之间的关联裂痕。

　　导致中共党员规模超大且不断膨胀的基础性原因是庞大的人口基数。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总量提供了潜在的最大规模的政治参与需求， 而政党—国家的刚性制度因素使这些需求几乎只能通过加入中国共产党来实现。首先， 民主党派缺乏吸纳群众性成员的制度条件。在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下，各民主党派采取了发展对象固定类型化的精英型政党模式， 所吸纳的成员数量有限。截至2011 年底，八个民主党派成员总数为80 多万人， 仅是中共党员规模的1%。其次， 缺乏与执政党有竞争性的社会参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整体发育不够成熟， 且很少涉足政治领域。社会阶层和群体利益日渐分化， 但尚未形成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工青妇等群众性团体完全置于中共领导之下， 是其针对特定人群贯彻政策的工具。由于支撑中共党员规模的人口基数和刚性制度不可更改， 因而“膨胀” 作为党员规模问题的表现只能是须认真应对但无法根本改变的客观存在。即使实行张锡恩的政党“瘦身” 方案，将正式党员降为5100 万人， 党员规模仍在同一数量级， 所存在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改观。

　　（二） 问题表现之二： 党员规模一定程度的虚化

　　在分析了客观方面的相对和绝对规模之后，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应深入到主观效用层面， 即规模的增长是带来政党力量的同步增长， 还是出现规模增长与党的力量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 甚至对党的力量产生负效应。姜崇辉提出过政党规模与党力“负和化” 的问题， 认为这在大党治理中普遍存在。对于党内问题，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尖锐指出： “当前， 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的建设状况、党员队伍素质总体上同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是适应的。同时， 党内也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 主要是：一些党员、干部忽视理论学习、学用脱节， 理想信念动摇， 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不坚定，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 一些党组织贯彻民主集中制不力， 有的对中央决策部署执行不认真， 有的对党员民主权利保障落实不到位， 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 一些领导班子整体作用发挥不够， 推动科学发展、处理复杂问题能力不够， 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公信度不高，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 一些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不强， 有的软弱涣散， 有的领域党组织覆盖面不广， 部分党员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 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 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不讲原则、不负责任， 言行不一、弄虚作假， 铺张浪费、奢靡享乐， 个人主义突出，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 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 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 必须引起全党警醒， 抓紧加以解决。” 由此可见， 在党员规模扩张的同时， 党内问题也在发展蔓延， 当然这一问题并未达到“负和化” 的程度。很显然， 当前中共及其领导的事业仍在不断发展， 不存在出现“负和化” 现象的其他国家曾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那种发展颓势。

　　对于中共党力未能与党员规模同步增长的直接原因， 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来看， 突出的是部分干部党员违法违纪、腐化堕落造成的力量伤害，普遍的是大量普通党员因不发挥或少发挥作用导致的力量沉没。后者涉及到政党及其所影响的社会民众对党员的角色预期问题， 即党员应当发挥何种作用。根据党章的要求， 这种角色预期包含的职责有： 带头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在本职岗位工作出色；对周围群众起先锋模范作用。显然， 中共将党员定位为积极行动者的角色。不过， 根据前述党员和基层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党建学者对此作出的“成绩在点上、问题在面上” 的评价来看， 相当多的普通党员并未履行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实际上， 对组织而言， 他们仅充当了定期缴纳党费和参加会议的一般行动者乃至联系者角色。从社会民众对党员队伍的角色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来看， 其后果直接体现为群众对党员队伍的社会认可度下降以及对党的代表机构的认知淡漠。调研资料显示， 群众在社会生活中遇到困难时， 向党代表寻求帮助的仅1.47%，远不如找人大代表（4.24%） 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人员（5.80%）， 仅好于找政协委员（0.97%）。对党员的角色预期与作用发挥现实的落差， 以及由此产生的党员队伍社会认可度下降、代表性不足， 使中共党员规模的问题更直接地表现为党员队伍一定程度的“虚化”。

　　中共党员规模问题两个方面的表现有内在的关联： “膨胀” 带来的治理困难加重了党员队伍的“虚化”， 而“虚化” 的现实使中共必须不断从社会中汲取新鲜血液， 充实党员队伍， 从而使党员规模更为“膨胀”。

　　三、中共党员规模虚化问题的实质和根源

　　党员规模的虚化固然有历史方位的转变导致党建环境急剧变化的外因， 以及党建工作存在形式主义弊端的内因， 但作为普遍性现象， 应深入分析其实质与根源。就问题的实质而言， 应搞清楚导致党员规模虚化究竟是“应然” 的角色预期过高， 还是“实然” 的作用发挥太少， 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但哪个占主要方面。

　　（一） 党员规模虚化的实质： 党员角色预期错位

　　参加政党组织是人们进行政治参与、扮演“政治人” 的基本途径。根据罗伯特·达尔的观点， 政治体系之内的人在政治参与方面存在明显的分层：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借鉴达尔的方法， 政治体系之内的人与政党的关系也存在着亲疏远近的分层： 无关联者、认同者、联系者、一般行动者、积极行动者、政党精英。而政党会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某一标准从社会中招募成员， 并赋予相应的角色预期。从政党比较的视野来看， 各类型政党对成员的角色预期及角色所包含的职责存在如表3 所示的层次性差异。

　　由表3 可见， 规模小、不成熟的干部党， 以及没有明确党员边界的选举中心主义政党， 不具有与中共比较党员规模的可行性。而各类型的群众性政党， 根据表1 和表2 的数据， 其党员密度大体位于相近的数值范围。但表1 中的各国共产党将党员定位为积极行动者， 事实上存在虚化甚至严重虚化的现象。例如， 在苏联剧变过程中， 即使是“八·一九事件” 那种“避免自己走向灾难深渊的最后尝试”， 苏共也未能得到1000 多万党员的积极响应。表2 中的欧洲群众党， 将党员定位为一般行动者（社会民主党） 或联系者（基督教民主党等）。由于欧洲群众党活动于政治参与宽松且存在竞争的环境下， 党员来去相对自由， 党员规模就其所属政党对党员的角色预期而言不存在明显的虚化现象， 而是较为准确地反映了政党的力量和受支持度。可见，在各类型群众党的党员密度大体相近的情况下， 欧洲群众党的党员角色预期更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中“政治人” 分层的常规状态。换言之， 一个常态的社会中， 可以存在较高比例的政党一般行动者或联系者， 但不大可能维系较高比例的政党积极行动者。

　　可以假设， 如果中共将党员的角色预期降格为欧洲群众党的一般行动者或联系者， 那么， 除流动性大而与组织“失联” 的部分流动党员外， 绝大多数党员是符合降格后的角色预期的， 如此则因党员角色预期与现实落差而导致的党员规模虚化问题将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 中共党员规模虚化问题的实质是对普通党员的积极行动者的角色预期过高， 与常态社会中“政治人” 的常规分层状态形成了错位。

　　（二） 积极行动者的党员角色预期： 历史与现实缘由

　　中共坚持积极行动者的党员角色预期， 其历史缘由是先锋队的自我定位及革命党的传统影响。自诞生时起， 共产党的自我定位即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加入共产党的必须是阶级的先进分子。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使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坚持这一标准， 才能保持和壮大组织力量。在夺取政权后， 政党完全控制政府、企业和社会的一元化权力架构也需要党员必须发挥积极行动者的作用才能正常运作。改革开放后， 对党员的积极行动者的角色预期因意识形态的需要和传统党建的思维惯性而延续了下来。

　　在党员队伍建设中， 积极行动者标准较为普遍地体现于相对严格、程序繁琐且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入党考察环节。考察的标准不仅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相对群众表现优秀， 还要积极参加组织安排的各项活动和义务性工作。在常态社会并不能支撑较高比例政党积极行动者的情况下， 为何中共能够以积极行动者标准招募到充足的新党员？ 这除了前述政党—国家的政治体制使加入中共几乎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唯一途径外， 还有认同性、功利性和文化性因素。认同性因素是指中国的发展成就使党的意识形态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而且， 入党程序的繁文缛节某种意义上也成为排斥那些党的意识形态疏离者和反对者的防火墙。功利性因素是指对入党之后获取求职、政治录用、政策影响等方面的便利抱有期待。这是政党与其成员正常的利益交换， 但在党建文化中被认为是错误的“敲门砖”观念。文化性因素是指中共长期坚持的先锋队标准形成了党员比群众先进的文化心理氛围。对于很多谋求入党者而言， 入党之后所打上的先进分子烙印， 是对自己成就、身份和地位的肯定。这些因素的综合， 促成了人数上千万的入党积极分子群体。这也是中共坚持积极行动者成员标准的现实缘由。

　　（三） 党员规模虚化的根源： 激励机制与退出机制的失效

　　新党员成为既有党员队伍中的普通党员之后，普遍出现了作用发挥层级由积极行动者向一般行动者乃至联系者的下降。造成这种现象的实质性因素是常态社会中难以支撑较高比例的政党积极行动者， 制度性因素是政党组织对普通党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入党之后， 组织可以用来激励积极分子的入党许可已成过往， 先进分子身份的文化心理因素也已一劳永逸地获得。认同性因素依然存在且极为重要， 是党员意识、对党的忠诚得以维系的主要依据， 但对党员行为而言， 其动力不足以支撑积极行动者的角色。最具活力的功利性因素损耗更多：普通党员很难因党员身份获得有价值的助益， 因而物质激励失效； 干部选任体制和公务员考试制度，使普通党员乃至基层组织中的积极行动者在政党体系内向上流动的政治录用激励失灵； 党内民主层次低、程度低使普通党员难以行使应有的民主权利，党内政治参与激励不足。激励机制失效使党员的实际角色自然地由积极行动者向一般行动者乃至联系者回归， 党组织在常规状况下很难对普通党员进行长期有效的动员。基层党建中经常呼吁的“长效机制” 难以建立， 就是这一问题的写照。当然， 在基层组织里， 有相当一部分党员出于信念、兴趣、组织信任等因素， 仍然扮演着积极行动者的角色， 成为党组织在基层保持战斗力的主要依靠。

　　党员退出机制的失灵使虚化问题更为积重难返。党员作用发挥层级的下降并没有导致党组织将其清退出党， 而党员也未因党组织难以实现其利益期待而选择退出。从党组织来看， 除了未达到角色预期的党员人数众多而法不责众外， 党员先进性的发挥并没有明确的、可操作的细则， 因而对党员是否达到角色预期也难以进行准确细致的测评。而且对于党建部门和基层党组织来说， 清退党员的数量与党建工作的政绩成反比， 因而实际被清退的党员数量很少。例如， 2010 年， 中共出党的有3.2 万名， 大部分是因为违纪被开除的， 而新发展的党员307 万名， 净增220 多万名， 分别是出党数的96 倍和69 倍。从党员来看， 虽然党章第九条规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 但在政党—国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 退党面临着潜在的政治风险， 而且因长期以来出党的主要是违纪者， 退党很容易被社会公众理解为犯了错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 大量党员选择了留在党内定期缴纳党费和参加会议的一般行动者角色。近年来执行的党员出口机制事实上也认可了这一现实， 被清退的除违纪党员外， 主要是长期不与组织联系的失联党员。

　　四、解决中共党员规模虚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对党员规模虚化问题的实质与根源的分析有助于探讨这一问题的解决思路。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在现今的执政环境下， 中共应当实行何种成员标准， 需要什么样的党员群体。如前所述， 积极行动者角色是革命党的传统和传统党建思维的延续。现今中共的执政环境已是具备市场经济、依法治国和民间社会三大要素的常态社会。一方面， 常态社会的“政治人” 分层规律使其无法支撑较高比例的政党积极行动者； 另一方面， 摒弃了计划经济、运动式治国和管制型社会的执政党， 对于通过党员个人的积极行动来贯彻方针政策的需求也大为降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变化要求我们对单一的积极行动者角色进行审思。当然， 本文并不认为应当直接降低党员标准来迁就党员规模虚化的现实， 而是应当在规范性、可能性、现实性之间， 以可能性为目标寻求平衡。而且，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的任何对策， 在满足可行性和实效性两个标准之外， 还必须突出公平性和兼顾传承性。公平性既是政党内部运作的重要原则， 也是中共作为唯一执政党所伴随的民众参与“公器” 的必然要求。传承性是指不能消解政党意识形态中一直以来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规定和表述， 以免思想混乱。据此， 结合对学界已有对策的评述， 本文对解决中共党员规模虚化问题提出如下基本思路：

　　（一） 坚持积极行动者标准， 保证新党员质量

　　既然中共能以较高标准从民众中招募到足够的新党员， 那么延续这一标准显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能保证新党员有较高质量， 使其在入党之后即使发生实际角色层级下降， 也能有较高的起点； 另一方面符合先锋队定位和先进性的意识形态表述，也有利于延续入党即先进的文化心理氛围。学界提出的“严把入口” 对策与此类似。但应避免两个误区， 一是提高入党要求并减少发展指标。这对于正在等候入党的上千万积极分子以及将来要加入积极分子队伍的民众而言， 损害了公平性。二是在严格入党标准时， 过于强调对个人职业成就的要求。应回归政党的政治组织特点和党员的政治身份属性，把承担党组织赋予的积极行动者的职责要求放在党员招募标准的首位。

　　（二） 建立分层激励机制， 保障党内参与动力

　　按照“政治人” 分层的规律， 既有党员中依然存在相当数量的积极行动者， 但因缺乏有效的激励， 其参与动力逐步衰退。应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建立党员分层激励机制。对于谋求权力的积极行动者， 应通过开放地方和基层党组织的职位以及推荐为基层“两会” 代表、委员人选， 构建党员依托组织体系向上录用的通道， 这是保证党内活力最重要的因素。对于谋求社会性声望的积极行动者， 应通过组织联谊、社会服务、民主恳谈等活动， 为其提供自我实现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机会， 并给以相应的荣誉激励和物质支持。对于只愿意充当一般行动者的普通党员以及因年老等原因无法履行党员义务的失能党员， 也应保证其基本的党内民主权利。分层激励机制的功能在于： 将党员为组织提供的参与和服务与其从组织得到的回报在程度和种类上尽可能地对应起来， 以形成参与的持续动力。至于舆论热议的“荣誉党员” 制度， 即把年老失能的党员从正式党员队伍中剥离出来， 作为荣誉党员， 其不再硬性承担党员义务， 也不再享有党员权利， 显然这一做法错误地将党员视为某种可退休的职业， 未认识到党员本质上是以信仰为纽带的政治身份， 而且因年老失能而剥夺党员权利， 也违背政治伦理。

　　（三） 严格党内考核， 坚守一般行动者的角色底线

　　毕竟中共是以先锋队定位的先进政党， 如放任党员的实际角色降至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员水准甚至之下， 必然背离了党的性质与宗旨。因此， 应建立并严格执行党员考核制度， 督促普通党员至少保持一般行动者的角色底线， 即认同并与党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 定期缴纳党费， 参与组织活动， 接受组织非常规的动员等。值得注意的是， 严格党员考核必须与有效的分层激励机制相结合， 才能避免因党员的消极抵制而陷入当前基层党建中常见的形式主义泥潭。

　　（四） 畅通党员退出机制， 及时淘汰不合格党员

　　要建立和严肃党员退出机制， 及时将违反法纪、长期失联、严重损害党群关系等不合格党员清除出党。应以明确的细则区分客观上无力履行和主观上不愿履行党员基本义务的两类党员。结合党员考核机制， 对于连一般行动者角色都不愿承担的党员， 可按照党内考核的结果， 将其列为淘汰对象。要通过严格退出机制， 对愿意保留政治身份的党员形成压力。对于少数不愿意留在党内的人， 应以包容的心态为其畅通自由退党的渠道。正如宋玉波等人所言， 只有善待退党者， 党的退出机制才会正常运行， 才会有效发挥作用。

　　在有效降低党员规模的虚化程度之后， 可以使中共党员队伍与其预期建设目标更为接近： （1）规模适度。党员密度适合执政党功能发挥和民众政治参与的需求。（2） 结构合理。除党员的阶层、职业分布合理外， 党员的角色层级也处于政治精英、积极行动者、一般行动者的有序分布状态。（3） 素质优良。新入党党员质量较高， 有效的分层激励机制保证党内积极行动者的参与活力。（4）纪律严明。严格的党员考核机制和畅通的退出机制保证普通党员履行基本义务， 及时淘汰不合格党员。（5） 作用突出。不同角色层级的党员各尽其能、形成合力， 从整体上保障执政党的先锋队性质，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有效发挥领导核心作用。